《时代信报》记者 宋尾
李西闽的人和文字实在是不大相符：这个从神秘的闽西山区走出来的作家身材矮壮结实得像拳击手，嗓门洪亮，浑身散发着闽西乡村男子常见的粗犷气息。然而在他的作品当中，随处可见的是极度的敏感和悲悯的情怀。对生活中的弱者，他同样拥有富有良知的痛苦。
而他的精力和能力，也像他的身体那样强壮得出奇。在重庆南山潜伏一个月，他以平均每天近2万字的速度，就“炮制”出一部45万字的恐怖小说——这还不包括其间临时给一位导演草拟一部电视剧的剧本大纲，以及每天必看的世界杯。
他把写作形容成一件体力活：“拼的就是体力。”当然，“还要会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就将自己“安排”在陌生的重庆来完成这部名为《崩溃》的新作，“因为在上海我根本就不能写作，除了家庭的琐碎事，每天都还有许多应酬……加上对重庆一直就很好奇，很想有机会来感受一下”。
他也是个健谈的人——尤其善于神鬼之说。所以，在下午的其香居，信手拈来的灵异故事，旁若无人的高大嗓门，甚至把邻近的茶客和擦皮鞋的大婶都吸引了过来。
“中国的小说太多了，即使是好的小说也很容易被淹没。”他抖出“恐怖小说”面具下的秘密所在，“其实‘恐怖’只是我的一个道具，或者说是途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容易接受我的存在。”
他也是个率真而自信的家伙，他这样告诉我：“应该说，我得感谢在重庆的这段时间。因为我在这里写出了一部很有分量而且非常好看的恐怖小说。比我以往任何一部作品都更有深度。”
南山的氛围让我着迷
信报记者：说说 ？
李西闽：我是5月28日到的重庆，之前我已经构思好了一部小说，但是在上海应酬太多，根本无法安心创作。因为这边有个朋友邀请，他在南山上有个空房子，恰好我一直没有来过重庆，很想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息，所以就过来了。这一个月，除了吃饭之外，我就深居简出，专心写作。
信报记者：45万字的小说，仅用一个月就完成了，这样的速度简直是可怕。
李西闽：实际上我正式写作是从6月4号开始的。之前我还在给一个导演草拟一个一万多字的电视剧本大纲。我平均每天的进度是将近2万字——而且，写作时我不用电脑，用钢笔在白纸上写。
信报记者：这就更可怕了。为什么不用电脑写作呢？
李西闽：这只是一个怪癖。寂静的深夜，钢笔头刮着纸面的声音，能让我感受到莫大的快感，很刺激的感受。那种声音好像是我在跟另外一个人对话。而在键盘上我就找不到这样的感觉，以前我也用电脑写过一个长篇，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才想通，原来是没有找到写字的感觉。
信报记者：一个人住在南山上，写着恐怖的故事，自己有没有害怕的时刻？
李西闽：夜深的时候，窗外山上传来各种虫豸的吟唱。有时在虫豸的吟唱声中，我也觉得窗外是不是站着一个人，在听我写字的声音。这个时候只要随便出现一个大点声音的响动，估计都会吓我一大跳。其实，我的胆子并不是那么大，有时甚至担心被自己写的小说吓死。
信报记者：在南山上有没有遇见什么灵异的事情呢？
李西闽：有天吃饭回去路过一个工地，朋友在我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这个地方在前段时间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一具女尸，考古部门的人鉴定说，这是清朝的女尸，这个清朝的女人是个妓女！所以我往山上走的时候，一路都在想象着那个清朝妓女的样子，有些苍凉的感觉。
到达我住的地方要经过一条水泥马路，因为山上是风景区，来来往往的车很多，我刚刚从台阶走上马路，一辆拉客的三轮摩的朝我撞过来，我一闪，随之听到了噼啪的一声，我的右手臂被刮了一下，幸好只刮破了一层皮。有惊无险，我想，也许是那个清朝的妓女和我小小地开了个玩笑。
信报记者：对于恐怖小说家来说，重庆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创作源泉了，这里拥有许多恐怖小说所需要的元素。
李西闽：确实。重庆的许多符号和元素都让我着迷。比如刚刚说到的那个清朝女尸，还有今天报纸上登载的巴蔓子墓遗址，以及全国数量最多的防空洞……都是很好的恐怖小说元素，太多了。
信报记者：那么你的下一部恐怖小说，也许就会以重庆为背景了？
李西闽：当然，我已经决定了，将刚才跟你摆谈的这些重庆的故事和传说，以及文化符号和元素联结起来写一部好看的恐怖小说——不过这部45万字的《崩溃》已经让我崩溃了。我的下一步是去旅游，放松之后，找个最适宜的气候，再回来重庆写这个小说。
恐怖小说不只是鬼故事
信报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恐怖小说？
李西闽：准确地说，我是从2002年开始恐怖小说的创作。当时，丁天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概念恐怖小说《脸》。这个小说的门类在当时的国内应该是一个空白，但其实，我之前的很多作品都有这样的恐怖元素，这个新生的东西对我触动很大，所以当时我就预感到，这是我今后写作的方向和主题所在。
信报记者：但是，现在中国的恐怖小说，很大部分都是国外的一个翻版，包括很多年轻恐怖小说家的作品，很多情节都是从国外的惊悚电影生搬而来。
李西闽：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要想真正推动中国恐怖小说的发展，就必须有中国特色，走本土化的路子。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不喜欢模仿——国外有些恐怖小说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你再去模仿已经毫无意义。所以我经常跟年轻一点儿的恐怖小说家说，哪怕你的恐怖小说还很粗糙，还有很多明显的缺陷，但它只要是自己的，是中国的，这就够了。
信报记者：说起恐怖小说，斯蒂芬·金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你觉得，在国内，谁最有可能接近他的成就或地位？
李西闽：用一位读者的话说，无论是气质还是其他方面，我都跟斯蒂芬·金有很多相同之处——对现实的关注和映照都是很多的。
信报记者：是的。从《肖申克的救赎》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并非一味地惊悚，在通俗的表面下，他的作品常有深刻的东西。
李西闽：恐怖小说不能简单地归纳为通俗小说，它只是巧妙而合理地利用了恐怖的元素，对人性的开掘更为深刻。所以我最反感别人说，恐怖小说就是鬼故事！其实优秀的恐怖小说，反映的是人对未知的、对现实的、对内心的不可确定的因素的一种恐惧。
信报记者：看来你跟斯蒂芬·金的苦恼是一致的——都不愿意让读者和评论家认为，你们仅仅只是通俗小说家。
李西闽：其实小说就是小说，通俗小说和纯文学之分很奇怪，但是要分的话，通俗文学也应该有纯文学的深度和广度，好的小说都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我们在小说中极少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只用通俗的方式来陈述事实。
信报记者：但是这样的方式会让人接受吗？
李西闽：会的，我相信！在当代每个人的压力都大，普遍反映在没有安全感。而恐怖小说更能楔入当地人对生活状态的焦虑以及内心的挣扎。而恐怖小说的作用就是，看的时候让他们很紧张，但读完之后却会放松下来。尤其是都市的白领，这样的方式就给了他们一个舒解、排泄内心压力的出口。
信报记者：然而现在的恐怖小说，大多是为恐怖而恐怖。粗制滥造的很多。而且学生们很容易接触并喜欢上这类作品，这应该是对读者的一种伤害吧？
李西闽：这也是我感到忧虑的。因为销路好，现在从事恐怖小说创作的人已经数不清了，但一年都出不来几部好的作品——大部分都成为某些民营出版商的赚钱机器，但这样的后果就是，会破坏对恐怖小说的阅读氛围，败坏读者的胃口，把真正的优秀的作品给淹没掉。
作为一个小说门类，要想获得发展，必须要有优秀的作品作为奠基。2003年前后，恐怖小说就经历了一个困境，当时的市场不好，出版商对恐怖小说产生了怀疑，读者对恐怖小说感到失望。就是在那样的时候，我还是编了一套新概念恐怖小说，里面有蔡骏、丁天、成刚、鬼金等人的作品，推动了恐怖小说的发展。
经常梦到被钉进棺材里
信报记者：在你的作品里面，我总结出两个关键词，或者说两个出现最多、也是最主要的元素——“死亡”和“乡村”。这些符号是不是跟你的童年经历有着隐秘的关联？
李西闽：恐怖应该跟我的童年有关。好像冥冥之中有种暗示，写恐怖小说也许是我的一种宿命，有时，我会觉得我就是一个死去的人，在向活着的人讲故事，不是为了吓人，而是在告知真相。因为从有记忆起，我就经历、目睹了很多的死亡事件。那时候，这些事情让我感到十分惊恐。我爷爷死的时候，这样的感觉更强烈，那是早上，天刚蒙蒙亮，他大口大口地喘气，把我吓坏了。他拉着我的手，但我只感到害怕。看着他绝望地死去时，他的手伸出来，然后就慢慢地攥成一团——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离你而去了。
信报记者：有人说，从小就开始思考死亡的人，长大后都会成为哲学家，是不是因为从小就接触到过多的死亡，使你的内心变得敏感起来？在你的作品当中，猜忌和仇视也是比较重要的主题。
李西闽：爷爷将近50岁时中风而半身不遂，在农村，不劳动是没有工分的，也没有口粮。那时家里人都在田里操持，根本就没人可以关照他，所以他连屎都只能拉在床上。奶奶是童养媳，跟他只有义务而没有感情，因此这也导致了她对爷爷的不尊重，爷爷脾气本来就很暴躁，瘫了之后，内心痛苦，变得更易发怒。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的事情太常见了，比如我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很善良的好人，但是他们之间缺乏理解和尊重，也没有沟通，所以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相互的仇视和相互的折磨。
信报记者：这个事情给你的后遗症是什么呢？
李西闽：我每年都会做这样一个相同的梦：我梦见自己死了，躺在棺材里，一些人围着棺材钉钉子，那钉棺材板的声音乒乓乒乓地楔到心脏里。我绝望地叫，我没有死啊……但根本就没有人听到我说的话。
信报记者：你曾经讲过，你和故乡闽西之间存在着一个神秘的通道。你所说的神秘通道是不是对故乡闽西的记忆和传承自客家族群的敏感性格？似乎闽西也是一个充满了灵异的地方？
李西闽：我的作品里，很多故事和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我在闽西经历过很多灵异的事情，比如小时候在河滩上玩耍，我就会看到一个穿蓝衣服的男孩子一个人在另外一边玩耍，我看到他就觉得身上很冷，我问我们一起玩的孩子，他们说都没有看到。那天我没有下水游泳，结果那天下水游泳的一个孩子淹死了，我看着那个穿蓝衣服的男孩子朝淹死的那个男孩子游过去，我想喊，却喊不出来。一年端午节的前夜，我梦见一个死去的堂哥哭着说他在阴间很苦，没有东西吃，也没有衣服穿，他说他在端午节的正午会在一棵树下化作一只蚂蚱出现，端午那天正午，我和他妈妈果然在那个地方发现了一只大蚂蚱，它是突然出现的，等我们把准备好的东西供上，不一会儿蚂蚱就不见了。蚂蚱在我们那里是死去的人的化身……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几天几夜都说不完。
去掉体制化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信报记者：我们知道你曾是军旅作家，你什么时候入伍的？
李西闽：我16岁就入伍了。刚开始是一个战士，后来因为写小说而提干。提干时是少尉排长。
信报记者：之前，你还做过一年的泥水匠？
李西闽：这个经历很少人知道。我们当时上学是九年制，我很早就高中毕业了。毕业那年没有考上大学，就到一个深山里做了一年泥水匠。
信报记者：那段经历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西闽：那段经历对我来说应该是极大的财富。那是去建一个大队部，这个地方是个土匪窝，有很多传说故事。这个村里的很多老人都很怪异，生态极其丰富。有曾经的江湖人物、有从战场回来的老兵、有曾经的土匪头子……一个土匪老头，满脸的麻子，外貌看上去很可惧，而实际上跟他接触，他却很卑微。他脸上的麻子，其实是被土铳打中后留下的枪眼……这里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但他们就是守口如瓶，从不跟我们谈起往事。所以这些都给我很多的联想空间，对我以后的创作触动很大。
信报记者：从部队出来是什么时候了？
李西闽：正式离开部队转业应该是在2004年，所有的手续都是在那时办的。
信报记者：为什么想到转业呢？
李西闽：当时脱离一心就是为了自由。而真正的自由是去掉一切体制化的东西，所以转业时我没有接受地方上的工作安排，这一点儿，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信报记者：之后你就去了上海，成为一个自由人？
李西闽：去上海是因为我太太在那里。这些年，我跟朋友合伙开过饭店，做过图书出版，这些经历丰富了我的创作，但是最后也成了我的负担，可我是个停不下来的人，喜欢做很多的事情。
信报记者：听说你曾经想开一个恐怖酒吧？
李西闽：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但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当时我的构想是，做一个以恐怖为主题的酒吧，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一些活动，增加作家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比如，组织一些恐怖小说的接力、恐怖小说的情景再现和恐怖探险之类的活动……如果有机会，我会将这个想法实现。
（此文发表于2006年7月5日《时代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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