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叔几年前因食道癌去世，父亲竟然几个月后才告诉我，他忽略了我和他的感情，父亲要是第一时间通知他的死讯，我会赶回去给堂叔送葬。堂叔孤身一人，死后草草火化，没有葬礼，一座孤坟沉默于山野，证明此人曾在尘世走过一遭。那年回到故乡，我去了堂叔的坟前，点了香烛，烧了很多纸钱，知道他爱喝酒，还将一瓶好酒洒在了坟墓上面。我不晓得他能不能收到那些纸钱，也不知道他是否喝到了酒。山野的风飘来荡去，将纸钱的灰吹得四处飘飞，像是堂叔的魂魄，怎么也捉不住。
堂叔没有像样的名字，因为他是聋哑人，大家都叫他哑哥，他户口簿上的姓名就是李哑哥。他听不见声音，也不会说话，只能用手势和别人交流。虽然聋哑，他那双眼睛却能洞察一切，心里像明镜一样，谁也不要想骗他，谁也不要想占他半点便宜，除非他心甘情愿。
他和父亲同年出生，1939年是他们苦难岁月的开始。父亲常在我面前感叹命运，说哑哥的父亲如果不去卖壮丁，哑哥一生或许不会那么苦。所有的假设都于事无补，被命运这根绳索捆住，谁都无法挣扎。哑哥的父亲干的是卖壮丁的营生，那年头兵荒马乱，国民党的队伍老是来征兵，每次征兵，小镇上的成年男子会躲到山里去，或者藏起来。哑哥的父亲不躲，反而替人去当兵，他可以从中拿到几块银圆，到了队伍上，领完第一个月军饷后，就伺机逃跑，久而久之，他有了经验，放心大胆地去卖壮丁了。每次卖壮丁不出一个月，他就可以安全地回家。
我爷爷对我讲过他的故事，说他卖壮丁也是将脑袋掖在裤带上，随时都有可能送命，好几次都差点被捉回去，当作逃兵枪毙。他亲口告诉过我爷爷，有一次要不是躲进茅坑里，就被抓住了。那时，队伍住在一个小镇上，夜深人静时，轮到他站哨。查哨的军官走后，他就萌生了逃跑的念头。他这次到队伍里已经两个月了，一切都伪装得很好，军官们见他做事情卖力，一副热爱党国、热爱军队的模样，根本就摸不透他的心思，怎么也想不到他会逃跑。队伍驻扎在一座破败的大宅院里，他觉得所有的官兵都睡死了，正是逃跑的好时机，这些天也探好了逃跑的路径。他将步枪放在门口，悄无声息地溜进一条小巷子，朝镇子外面走去。他没想到，队伍还设了个暗哨，那个暗哨就在镇子外面的草丛里。暗哨发现一个黑影从镇子里走出来，然后摸上了山，他大喝一声：“口令。”李哑哥的父亲吓了一跳，也顾不得回暗哨的口令，撒腿就跑。暗哨朝他开了枪，枪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大宅子里的军官被枪声惊醒，带着兵丁追出了镇子。李哑哥的父亲不顾一切地在山野狂奔。身后的追兵喊叫着，子弹也在呼啸。跑到一户山里人家旁边，他实在是跑不动了，两腿像绑了两块沉重的石头。眼看追兵要追上来，无路可逃。他看到了离那户人家十几米的地方有个茅厕，就躲了进去。茅厕根本就不是藏身之处，追兵只要进入茅厕，就可以发现他。他突然跳进了茅坑里，茅坑里的屎尿淹到了他的脖子上，臭不可闻，然而和生死相比较，这又算得了什么。很快地，他听到了杂乱的脚步声和喊叫声。有人走近了茅厕，他听到连长吩咐手下的兵丁：“进茅厕里看看，会不会躲在里面。”那个兵丁举着火把，进入茅厕，什么都没有发现。他走出去对连长说：“报告长官，茅厕里没有人。”连长带着兵丁朝山上一路搜索过去。那兵丁进入茅厕前，他缩下了身体，整个头没入了粪便之中。兵丁出去之后，他才将脑袋浮出了茅坑，他变成一个屎人。等他们走后，他从茅坑里爬起来，不管不顾从头到脚都是粪便，匆匆忙忙沿着另外一条山道亡命奔逃。
1948年秋天，他最后一次卖壮丁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家乡。我爷爷说，他这次走前有些怪异，将哑哥领到我爷爷跟前，对我爷爷说：“哑哥就交付给你了，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你要照顾好他两子娘[1]。”李哑哥的母亲一直在哭，央求丈夫不要再走了。他还是十分硬气的样子：“姑娘头脑，想得太狭窄，放心，我死不了，会回来的。况且，钱都拿了，不去怎么能行？得人钱财，为人消灾，做人要讲信用。你好好带着哑哥，等着我回来。这是最后一回了，我归家后，就再不出去了，好好陪你到老。”我爷爷说，他走出门时，脚被门槛绊了一下，摔了一跤，脸都擦破了，渗着血。他从地上爬起来，头也不回地走了。哑哥一直在后面追赶他，他愣是没有回头看哑哥一眼。哑哥的母亲追上去，抱住了泪流满面的哑哥，冲着他的背影说：“你一定要归家，我们等着你。”哑哥的父亲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两年后，哑哥的母亲得病死了，十来岁的哑哥就成了孤儿，叔伯兄弟们一直接济他，他才活下来，长大成人。
十五岁之前，哑哥轮流在家族里的各房吃饭。他是个极聪明又敏感的人，心里晓得谁对他是真好，谁是在敷衍他，甚至讨厌他。他喜欢在我们家和王毛婆婆家吃饭，因为我爷爷奶奶和王毛婆婆是真心对他好。他从小就开始干农活，是大人的好帮手。他主动要求，就在我们家吃饭，不到别人家吃饭，我爷爷答应了他。他在我们家吃饭，起初大家都同意。哑哥不会白吃我们家的饭，卖力地给我们家干活，还经常和我父亲上山去打柴。那时候，我父亲和哑哥是对形影不离的少年，谁要是欺负哑哥，我父亲不答应；我父亲被别人欺负，哑哥也会为他玩命，他们就像亲兄弟一样。哑哥在我们家吃了几个月的饭后，家族里有些人就传出了风言风语，说我爷爷霸占哑哥，是剥削哑哥的劳动力，把他当长工使唤。我爷爷就对哑哥比画，告诉他不能再长期在我们家吃饭了，别人会说闲话。哑哥十分气愤，到每家每户去比画，告诉他们，是他自己愿意长期在我们家吃饭的，让大家不要再说我爷爷了。那些人并没有因此停止风言风语，却传得更加厉害了。我爷爷在镇街上有家豆腐店，他是做豆腐的好手，每次有人来买豆腐，都会对他说，你要对哑哥好点，不要总是把他当牛当马，他父母都不在了，怪可怜的。我爷爷听了那些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还是让哑哥在叔伯兄弟家轮流吃饭。到了哑哥十五岁那年，他自立锅灶，自己开伙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我爷爷也会经常接济他，逢年过节，都叫他一起吃饭。
父亲和我说过，哑哥去寻找过他父亲。哑哥的母亲死后不久，他像条野狗，在河田镇乱窜，人们看着这个可怜的小哑巴，都十分同情他。不久，他就失踪了。叔伯兄弟们找遍了小镇和周边的山野，都没有找到哑哥。父亲心里很难过，走到更远的地方去找他，差点迷失了回家的路。父亲没有找到哑哥，走了两天两夜才找回家。我爷爷以为我父亲也失踪了，正愁苦着脸，见他灰头土脸地回来，那张脸才舒展开来。父亲问他：“哑哥回来了吗？”我爷爷摇了摇头，脸又愁苦起来，阴沉得可怕。三个月后的一天，父亲在汀江边的一棵柳树下，发现了哑哥。他衣衫褴褛，满脸乌黑，头发蓬乱，正惊恐地望着父亲。父亲十分惊喜，他竟然还活着。父亲比画着手势问他一些问题，他相信父亲，也比画着手势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父亲。他是去寻找他父亲了，他走得很远，也没有找到，却因为饥饿，偷人家地里的地瓜，被打得遍体鳞伤，只好回来。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对于消失了的亲生父亲，他一直记挂着，希望有一天重新出现在眼前。有人说他父亲死了，也有人说他父亲去了台湾。他不相信自己的父亲死了，他更相信后一种说法。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期，两岸可以通信后，他央求一个邻居，给台湾的亲人去信，让他们在台湾帮助寻找父亲。他们的确也在台湾努力找过，终究没有找到。再后来，陆陆续续有些当年去台湾的老兵回来，每回来一个人，他都要跑去找人家，问他父亲的消息，可还是一无所获。在失望和希望中，他总是选择希望，有人要是在他面前比画着告诉他父亲死了，他会暴跳如雷。我从童年开始，也和他一起期待着他父亲在某一天回到家乡，他也经常比画着告诉我，他父亲还在台湾。
我的童年时代，和哑哥是分不开的。在家族的众多孩子中，他对我最为疼爱。他长得壮实，满脸胡茬，力气也很大，经常抱着我，用粗硬的胡茬扎我的脸，扎完我的脸，就吃吃地笑。我们住在古老的大屋里，大屋里住着十几家人，我家卧房的另一边，是他的卧房，隔着一层杉木板，晚上他打呼噜的声音我可以听得见。我家人多，房间少，一间小小的卧房里放了两张床，一张是我父亲母亲的床，一张是我奶奶的床，通常，我都和奶奶睡一张床。
哑哥在我五岁那年，让我和他一起住，我们在一起住了三年多。他对我的确很好，给我买糖吃，带我到处去玩。他带我出去，总是背着我，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他儿子。和哑哥在一起的时光是快乐的，尽管那时节生活十分贫苦。记忆最清晰的是，在那些夏日的夜晚，哑哥将鱼篓绑在腰间，一手拿着抓黄鳝用的铁钳，一手提着铁丝编织的火兜，火兜里燃烧着松明火，到田野里的水圳边捉黄鳝。我提着小畚箕，小畚箕里装着斫成小片的松木，跟在他后面。田野上蛙声如潮，我可以闻到禾苗清甜的气息。哑哥手中的火兜放得很低，贴着水面缓缓地移动。只要看到露出头的黄鳝，他就示意我停住脚步，以免惊动了黄鳝，黄鳝要是缩回到洞里，就很难抓到了。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屏住呼吸，看着哑哥俯下身，慢慢地将手中带齿的铁钳伸到水里，说时迟那时快，哑哥瞬间把黄鳝钳住，放进腰间的鱼篓子里。我笑着朝他伸出了大拇指，他也咧开嘴笑了，还伸出大拇指，夸耀自己。我记得他自信的模样，的确，他是抓黄鳝的好手。
只要和他去抓黄鳝，回来后，再晚，哑哥也要将黄鳝杀好，切成片，煮一锅鲜美的黄鳝粥。他先舀一碗都是鳝片的黄鳝粥给我吃，然后，舀了几碗黄鳝粥，给老人们送去，还会把我父亲也叫起来吃。那些有黄鳝粥吃的夜晚，是贫苦年月里的亮色。哑哥不仅仅是抓黄鳝的高手，还下河摸鱼，到池塘边钓青蛙，有时会摸到和钓到无毒的泥蛇，他用泥蛇吓我，见我惊声尖叫着跑开，他就咧开嘴大笑。他的笑声是喑哑的，我一直想，他要是像正常人那样可以笑出洪亮的声音，可以用语言和我交流，那该有多好，那只是我的幻想。
我和哑哥朝夕相伴的时光，被一个瞎眼女人破坏了。有一天，父亲告诉我，哑哥要结婚了，我不能再和他一起住了。我十分伤感，可是考虑到哑哥也是人，也应该有自己的家庭生活，关心他的人，都不希望他一直孤独下去。那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短暂的婚姻，新娘是河对岸修坊村的一个瞎眼姑娘。
我奶奶带了几个女人，陪哑哥去相亲，我也跟着去了。哑哥穿上了一件新衣服，是件新的军装，是我在部队当营长的桂生大伯回乡探亲时送给他的，他舍不得穿，那天却穿上了。他穿军装的样子很神气的，还刮了胡子，显得很是英俊，一路上拉着我的手，笑逐颜开。到了瞎眼姑娘家，人家对我们特别客气。我奶奶她们在和瞎眼姑娘家人谈事情之际，哑哥坐在板凳上，腰板挺得很直，眼睛却不停地往厢房瞟。厢房的房门关闭着，瞎眼姑娘就在里面。我和哑哥坐在一起，没有说话，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奶奶告诉瞎眼姑娘家人哑哥的一些基本情况并不住地夸哑哥，说他虽然聋哑，人是很机灵的，有一身的气力，干活是把好手，还会缝补衣服，什么都难不倒他，瞎眼姑娘跟着他不会受苦。瞎眼姑娘的家人也不停地看着哑哥，从他们的表情来看，对哑哥十分满意。最后，双方达成了共识，哑哥和瞎眼姑娘的婚事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可以定下来了。瞎眼姑娘的家人很是开通，声称不要哑哥的彩礼，只要他待她好，就可以了。但还是要哑哥和瞎眼姑娘同意，事情才真正地圆满。
瞎眼姑娘家人让她开了门，她从房间里摸索着走出来。瞎眼姑娘脸很白，连眉毛都是白的，后来才知道那是白癜风，我看见她害怕。哑哥看见她，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注视着她。大家都担心哑哥瞧不上她，都不说话，气氛有点紧张。瞎眼姑娘比哑哥年轻，二十多岁的样子。她站在那里，知道哑哥的存在，在此之前，她家人就说过哑哥，她有些羞涩，也有些紧张，家里人为她说了不少人家，都因为她的眼睛瞎而被拒绝。瞎眼姑娘不晓得哑哥是否会娶她，改变她的命运。在这个家里，她实在是待不下去了，她无疑是家里的累赘。哑哥盯着她看了好大一会儿，突然笑了。奶奶见他笑了，知道他满意，就比画着手势问他，哑哥不停地点头。这时，大家心里都松了口气，有说有笑。他们决定，请个先生，择个好日子，让瞎眼姑娘过门，和哑哥成亲。
哑哥像捡了个宝，新婚那段时间，哑哥眉开眼笑，仿佛变了个人，我却十分失落，因为他娶妻后顾不上我了。那段日子，也许是哑哥和瞎眼姑娘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恩恩爱爱。哑哥成天喜形于色，尝到了女人滋味的他，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奶奶说，瞎眼姑娘要是能给哑哥生个儿子，那就好了，他这一脉就可以延续下去了。哑哥也晓得这事情，也希望瞎眼姑娘给自己生个儿子，哪怕是女儿，也会让他无比感动。哑哥对瞎眼姑娘照顾得很好，将她当宝贝，什么事情都不让她干，洗衣服、做饭等等，所有的家务活都一个人包了。大家都说瞎眼姑娘有福气，碰到了能干又体贴的哑哥。每天晚上，吃完饭后，哑哥就到下街的温泉澡堂洗澡，自己洗完澡，就挑着两大桶温泉水回家，将温泉水倒在大木盆里，给瞎眼姑娘洗澡。我从门缝里偷看过哑哥给她洗澡。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哑哥房间里水汽弥漫，我看到一团白光，那是瞎眼姑娘的身体，后来，我再没有见过那样白洁发光的肉体。我母亲发现我偷看，揪着我的耳朵，骂道：“你看什么看，看什么看，再看你的眼睛会长针眼的。”其实，我不是偷看瞎眼姑娘的身体，而是妒忌瞎眼姑娘，看哑哥到底如何对她好。
好景不长，那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多，哑哥就把瞎眼姑娘送回娘家去了。我一直弄不清楚，为什么哑哥的变化会那么大，从把她当宝贝，到忍受不了她，将她休掉。一切都因瞎眼姑娘的好意而起。瞎眼姑娘体谅哑哥，觉得他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又要照顾家庭，十分辛苦，就想给他分担些家务。她学着做饭，想着在家做好饭等他回来就有饭吃，他一定会很开心的。没想到，她眼看不见，做饭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第一次做饭就烫伤了自己的手。哑哥回家，见她的手被烫伤，十分心痛，他又无法和她交流，她看不到他的手势，他听不到她的语言，只好叫个人当翻译。哑哥叫她以后再不要做饭了。瞎眼姑娘没有听他的话，在家也无聊，还是继续做饭。她总是不小心打破碗碟，最后一次是把锅碰翻，锅掉在地上裂开了一条无法弥补的缝。哑哥觉得没有办法过下去了，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过日子省心，他们的婚姻就这样走到了尽头，无法弥补。最后一次瞎眼姑娘将锅弄坏，哑哥恢复了暴怒的本性，一怒之下就把她送回了娘家，谁劝都没有用，他还是继续过孤独的日子。瞎眼姑娘回来过三次，每次都被暴怒的哑哥送走，她每次都是哭着走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耳边都会想起她凄凉的哭声。他们两个人，都是善良的人，怎么就不能生活在一起呢？她走后，我有些幸灾乐祸，到我长大成人后，我才为我当时的心态而羞愧，也为瞎眼姑娘难过。我不晓得她后来的日子如何过下去，想必会为那短暂的婚姻而哭泣吧，她是为哑哥而哭泣吧，也是为自己的命运而哭泣。
哑哥脾气火暴，在小镇上是出了名的，很多人都怕他，他暴怒起来六亲不认，会玩命。我知道他好几次玩过命，却不是为了他自己。其中一次，我记忆犹新。那是个圩天，哑哥带我到街上去玩。那年头，正抓投机倒把，街边一个老太太偷偷卖油炸灯盏糕，被市管会的人抓住了，给她套上了个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投机倒把分子”，然后拳打脚踢地抓着她去游街。老人被打倒在地，爬不起来，那些人硬把她拽起来，继续打骂。哑哥见状，火冒三丈，扑上去和市管会的人打了起来。那几个市管会的人也不是好惹的，一起攻击哑哥。哑哥打架真的勇猛，力气也很大，一个人斗他们几个人，居然没有落下风。他们一直从镇街上打到一口池塘边，哑哥尽管脸上被打出了血，身上也伤痕累累，还是把那几个人一个一个地扔进了池塘。哑哥被赶来的民兵抓住，五花大绑起来。哑哥被抓进去关了两个多月，在父亲和族人的帮助下，才被放出来，差点被送去劳改。那是我目睹哑哥最劲爆的一次打斗，对我影响深刻，我长大后经常路见不平，不顾一切出手，应该是受哑哥影响。
哑哥有个坏毛病，喜欢小偷小摸，特别是在春夏之交的饥馑时节，他总是会偷点东西，千方百计让自己活下去。一般情况下，他偷点食物，被抓住后，人家也会放他走，不和他计较，谁都清楚他光棍一条什么也不怕。有一次，我们家仓房里遭贼了，少了几斤米，那可是我们一大家子一个月的口粮！母亲就不停地咒骂，父亲让她别骂了，他知道米是哑哥偷的。一天晚上，我饿得前胸贴后背，十分难熬时，哑哥把我拉进他的房间，给我递上一碗稀粥，吃完后，我想问他，这粥是不是偷我家的米做的，我终究没有问出口。这让我想起父亲说过的一件事情，1960年饿死人的时候，田野上、山上所有能吃的野菜野草都被采光了，哑哥尝遍了树叶，用可以吃的树叶救了一大家子，他自己吃到一种有毒的树叶，差点被毒死。我想，父亲不追究哑哥偷米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他也有被人打得半死的时候，父亲和叔叔把他抬回来，我守着鼻青脸肿奄奄一息的哑哥，用毛巾擦拭他脸上的血迹时，我分明看到他的眼中积满了泪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我们以前居住的大屋破败了，族人们纷纷搬出了大屋，在外面造了新房。哑哥没有造新房，他竟然搬到一户郑姓人家家里去住了。我有一次回乡探亲，发现不见了哑哥，我问父亲他到哪里去了。父亲告诉我，他搬到郑家去住了。我有些伤感，对父亲说：“为什么不让他到我们家住？”父亲说：“我和他说过，住到我们家来，对他也有个照应，毕竟他也年迈了。可是，他不答应，死活要去郑家。”我沉默了，哑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定有他的想法。我拿了一套新的军服，来到了郑家，准备将这套军服送给哑哥穿。来到郑家门口，我碰见了哑哥，他拉着一板车的沙子，浑身都是汗水。见到我，他很开心。我将军服给他，他收下了，笑得合不拢嘴，还朝我伸出了大拇指。我比画着问他，为什么要到郑家来住。他用手势回答我，意思是，郑家的人在帮他寻找失散多年的父亲。我眼睛潮湿，想告诉他，他的父亲已经很难找回来了，也许早就在异乡变成了孤魂野鬼。可是，我没有这样说，我不能用真话泼灭他心中的希望。
郑姓人家是镇上有名的富户，早些年靠他们在台湾的亲人拿钱回来做生意，发了财。据说，他们的亲人在台湾做过大官。哑哥去郑家，而且在郑家充当了以前长工的角色，不是为了一口饭吃和一点零花钱，而是为了让郑家在台湾的亲人替他寻找他的父亲。郑家人说，他们收留哑哥，是看他可怜。这一点，我父亲不同意，我们家也可以收留他，也可以为他养老送终，毕竟他是我们家族的人。郑家觉得哑哥还有点力气，可充当廉价的劳动力，不用发工资，只需管口饭、给点零花钱就行了。这就是郑家人的如意算盘。至于他们有没有让台湾的亲属替哑哥找父亲，谁也不知道。
哑哥在郑家干了几年活，也没有得到自己父亲的消息。他得病后，就搬出了郑家。郑家人不会再要他这个癌症患者，他们对外人说，本来要哑哥继续住在家里，还要出钱给他治病的，结果哑哥仁义，不想连累他们，执意搬出他们家的。郑家的话可不可信，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我的哑哥堂叔的确是个仁义之人，尽管有很多毛病。
得病后的哑哥变成了枯木，身上瘦得刮不下二两肉，眼睛深陷，没有一丝神采。家族的人凑了些钱，给他治病，在医院住了段时间，就回来了。父亲说，他最后的那段时光，郁郁寡欢，经常不吃不喝。有一次，我母亲给他炖了鸡汤，端给他吃，那碗鸡汤在他床边小桌子上放了一天，也没有喝一口。父亲问他为什么不吃，在想什么。他目光空洞，一动不动，根本就不理会父亲。父亲十分无奈，担忧他很快会死掉。
他终于没有熬过去，死神很快就将他带走了。父亲打电话告诉我他的死讯时，上海的天空中下着雨，雨是老天落的泪。我心里十分悲恸，我想，故乡的天空是不是也在落雨，也在为一个卑微得像野草一般的人落泪。老天爷应该有大悲悯，庇护苍生，可是很多人和事，都在落寞凄凉中死去，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多年后，尸骨变成尘泥，名字也会随风飘逝，没有人再记起他们。
哑哥在最后那几年投靠郑家，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想让郑家的亲人把他父亲寻找回来，这是哑哥一生的夙愿，淳朴而让人心伤的夙愿。可是，他至死也没有等到他父亲回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孤独的哑哥渴盼自己的父亲能在某个日子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像从前那样一次次卖壮丁后，侥幸逃回，哑哥终究没有如愿。他死前，也许还在盼望着父亲回来，还想着他最后一次离开家时，出门摔破的脸，那张流血的脸最终在哑哥眼中消失，连同他的生命和肉体，一起消失。
哑哥倾尽一生的悲凉等待让我心碎，我无法体味他的痛苦，无法体味他难以言说的命运。
[1]两子娘：母子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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