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族里，很少有人看得起李林火，因为他当过土匪。他几乎没有朋友，没有人和他亲近，大家都厌恶他，仿佛他是瘟疫。很少有人叫他的真实名字，人们都叫他大耳朵。他的耳朵长得比一般人大许多，按我奶奶的话说，耳朵大的人有福，他却一生坎坷。
父亲不止一次向我说起大耳朵年轻时的事情，父亲叙述的口吻，总是既有赞叹，又有惋惜。年轻时的大耳朵相貌堂堂，四方脸，高鼻梁，两眼炯炯有神，身材伟岸，是个十分标准的男子汉。他当土匪，出人意料，谁也想不明白，家境殷实的他为什么会上山当土匪。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那里的山上有不少土匪，国民党要消灭他们，共产党当政后也要剿灭他们。1949年前，他偷偷溜回家，没有那么危险。父亲说，他有两把盒子枪。有一次，他溜回家，中午躺在横屋小厅里的竹床上睡觉。有只死鬼鸟飞到屋檐上，叽叽喳喳地叫唤。故乡有个传说，死鬼鸟飞到屋顶叫唤，是不祥之兆。大耳朵其实对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在乎，他是将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人。只是死鬼鸟吵醒了他，他十分生气。睁开眼睛，从腰间掏出驳壳枪，瞄都没有瞄，随手一枪，死鬼鸟应声而落。父亲目睹了那一幕，心惊肉跳，大耳朵的枪法真准，要是打人，还不是像喝口水那么容易。
父亲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大耳朵心生恐惧。有一回，我爷爷和大耳朵的父亲发生了争执，父亲一直拉着爷爷，让他不要吵了。他害怕大耳朵回来，随手一枪将我爷爷给毙了。我爷爷听了父亲的话，没有继续和大耳朵的父亲吵下去，不是怕大耳朵的枪，而是不想让我父亲受到惊吓。我问过父亲，大耳朵当土匪的时候，有没有打死过人。父亲搜肠刮肚，想了老半天，模棱两可地说，还真没有听说他打死过人，不过，他常年在外，就是打死了人，也无从知晓。
1950年，解放军剿匪，把大耳朵追得在大山里东躲西藏。当时，他把老婆陈十妹也带在身边。陈十妹是个性格刚烈的女人，不想和他过提心吊胆的日子，劝他下山投诚。他非但不下山，还虐待陈十妹，用钻子扎陈十妹的大腿，扎得鲜血淋漓。多年后，陈十妹控诉他的时候，还会让大家看她大腿上密密麻麻的疤痕。陈十妹找了个机会，逃下了山，和他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陈十妹得以逃脱，是因为解放军的一发小钢炮的炮弹把大耳朵炸下了山崖。她以为大耳朵被炸死了，岂料他命大，只擦破了点皮。大耳朵还是在大山里东躲西藏，陈十妹回家后，不成人形，瘦得像根竹竿。她说，她和大耳朵在山上，找不到吃的东西，饿得半死。
家族里的人，都以为他即使不被小钢炮的炮弹炸死，也会饿死在山野。他却没有饿死，原因是，他找到了一个山里人家，天黑后，从人家的屋顶，轻轻地将瓦一片片地揭开，露出空隙，钻入人家家里。很巧的是，那户人家只有一个孤独的瞎眼婆婆，她儿子被国民党抓壮丁后一直没有回来。瞎眼婆婆将食物藏得十分隐秘，大耳朵找遍了屋里的每个角落，都没有找到吃的东西。他已经饿得眼冒金星，再找不到吃的，真就要一命呜呼了。大耳朵细微的动静并没有逃过瞎眼婆婆灵敏的耳朵，她似乎也闻到了男人的气味。她有些激动，以为是自己的儿子回来了：“你是火金吗？是我儿子火金吗？”大耳朵走到床边，灵机一动，便冒充起她儿子来了：“对，我是火金，我回来看你了，姆妈。”瞎眼婆婆从床上惊坐起来：“你走了多少年了，还想得起归家。”大耳朵说：“我一直想念你呀，姆妈。”瞎眼婆婆伸出颤抖的手，在黑暗中摸到了他满是胡茬的脸：“火金，你走时还没有长胡子，现在胡子都这么长了。”大耳朵说：“姆妈，我饿。”瞎眼婆婆下了床：“我这就给你拿吃的。”她钻到床底下，掏出了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地瓜干。大耳朵打开布袋，抓起一把地瓜干就往嘴巴里塞。瞎眼婆婆沉默着，听着他狼吞虎咽发出的声响。填饱肚子后，大耳朵说：“姆妈，我该走了。”瞎眼婆婆说：“走吧，孩子，带上一点地瓜干，我晓得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也晓得你不是火金，我儿子眼角有颗痣，你没有。”大耳朵扑通一声跪下：“你就是我的姆妈。”后来，大耳朵去找过她，那是多年以后的事情，那间屋子已经破败不堪，瞎眼婆婆也早已故去。
父亲说，虽然不晓得大耳朵有没有杀过人，但是他害死过一个人。
那个人就是我叔公李金水。
要不是我叔公李金水替他挡了一枪，大耳朵早就不在人世了，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故事。1950年端午节那天，大耳朵偷偷潜回了家，他在山上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回到家里已是深夜，他母亲含着泪，给他弄了些吃的。看着儿子饿死鬼似的样子，他母亲说：“你这个忤逆之子，怎么就要去当土匪呢。”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他为什么好好的日子不过，要去当土匪。后来有一天，我回乡探亲，当着他的面问起过这个问题。那时，他的内心已经平静如水。他笑着对我说：“就是觉得好玩，刺激，当土匪还是很神气的。”他当土匪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源于对土匪头子陈烂头的崇拜。有一次，他和父亲去长汀城里拿货，回来的途中碰到了土匪打劫，领头的土匪就是传说中不可一世的陈烂头。他挥舞着手中的盒子枪，问大耳朵的父亲是哪里人。大耳朵的父亲胆战心惊地回答：“河田人。”陈烂头说：“河田哪里的？”大耳朵的父亲说：“上街李屋的。”陈烂头说：“你认识李七星吗？”大耳朵的父亲说：“李七星是我堂哥。”陈烂头两眼放光：“李七星是个善人，我小时候和我爹去河田镇赶圩，碰到他开仓放粮，我们还分到了一斗米，让我们一家渡过了难关。”大耳朵的父亲还是战战兢兢，不敢多说什么。陈烂头挥了挥手中的盒子枪：“走吧，走吧，我发过誓，绝不抢河田人的东西。”陈烂头也是河田人，只不过不是在镇上，而是在河田下面的南山塘村。大耳朵的父亲战战兢兢地带着儿子离开了那地方，大耳朵不停地回头张望，直到陈烂头带着土匪们钻进路边的密林里。大耳朵动了心思，他喜欢上了啸聚山林、威风凛凛的陈烂头，为他以后当土匪埋下了伏笔。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即使大耳朵行踪诡秘，端午节这个深夜，大耳朵潜回家的事情，还是被发现了。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东西，想打个盹再走，岂料十几个民兵围住了大屋，准备捉拿他。那些民兵晓得大耳朵枪法准，也畏惧我们家族人多，不敢贸然闯进大屋里捉人，只好在外面等着。只要大耳朵走出大屋，他们就实施抓捕，抓不住，也要开枪射杀他。我叔公李金水也是命中注定要在这天离世。他因为过节吃坏了肚子，起来上茅厕。他穿着一双木屐，匆匆忙忙往屋外跑，走到门口，正要开门，一个姓刘的民兵慌乱中朝门里开了一枪，那枪击中了他。刘姓民兵是听说大耳朵有双枪，而且枪法十分厉害，才开枪的。打错了人，我们家族的人都起来了，场面一下子变得十分混乱，那些民兵也手足无措，大耳朵趁乱爬上房顶溜之大吉。那一枪击中了李金水大腿上的动脉，止不住血，流血而亡。大耳朵欠了他堂哥李金水一条命，他一辈子也没有还上。我另外一个堂叔李长工说和大耳朵有仇，可是，他一生都没有向大耳朵寻仇。
后来，大耳朵实在无法躲藏了，终于向解放军缴械投降。因为他是投降的，经调查，他也没有什么血债，被发配到内蒙古劳改去了。父亲说，在内蒙古劳改农场，大耳朵待了十多年，竟然躲过了1960年的***，回到家里时，气色很好，红光满面。父亲和他算是有话讲的人，他有时会和我父亲吹牛，说他在劳改农场的山上，挖到过不少野山参，一挖到就偷偷吃了，所以身体强健。还吹牛说，他在劳改农场，政府让他当了犯人中的小头目，还享受干部的待遇，住着小单间，吃香的喝辣的。对于他的话，父亲半信半疑，不知真假。
我记得一件事情，20世纪80年代末期，参军后的我有一次回乡探亲，大耳朵找到了我。他笑眯眯地对我说：“阿闽，你是我们家族里的大秀才，文笔好，能不能给我写个材料？”我问他写什么材料。他说：“现在落实政策，三老（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老八路），国家每个月都给几十块钱补贴，听说，我们这些投诚的国民党兵也有补贴，但是要交份材料到民政部门去，我大老粗一个，不会写材料，你帮我写，好不好？”我很惊讶，他分明是土匪，怎么将自己说成是国民党兵。我对他说：“我也不晓得怎么写，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他说：“这是一个当过红军的人写的材料，你就按照这个样式写。”他的事情和当过红军的人完全不一样，怎么能够按照这个写，我有点晕。他还是笑眯眯地说：“阿闽，你就帮我写一下嘛，等我拿到补助金，我请你喝酒。”我十分无奈，被他缠上了，简直是痛苦万分的事情，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他。我问了他一些投诚的情况，然后就帮他写了两张纸的材料。尽管我给他写了份辞情并茂的材料，他还是没有拿到补助金，跑了无数次民政局，民政局的人要他找出证明人，那些人有的死了，有的到了异地，根本无法找到。他只好悻悻作罢。当然，他也没有请我喝酒，我也不会要他请我喝酒，哪怕他拿到了政府的补助金。
我小时候，挺害怕大耳朵的，他却总是对我笑眯眯的，他越是对我笑眯眯的，我内心就越恐惧，在我心中，他一直是个土匪。我堂哥土土说，他房间的床下还埋有马刀，我将信将疑。我和土土有一次趁他们都出工去了，他家里没有人之际，偷偷溜进了他的卧房。那时节，大家的房间都不上锁，谁家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怕偷。我们钻到他的床底下，用小铲子挖，挖了一个坑，也没有挖到马刀。土土坚信他床底下埋着马刀，绘声绘色地说那马刀还是用油布封好了的。我们正要继续往下挖，听到房门打开的声音，有人走进了房间。我们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喘一口。没错，是大耳朵回来了。我吓坏了，要是被他发现，他可能会杀了我们，把我们埋在床底下我们挖好的坑里。我瑟瑟发抖。土土历来胆子比我大，用手轻轻捅了捅我，示意我不要怕。过了一会儿，大耳朵走了。土土还要继续挖，说那马刀一定埋得很深。我害怕大耳朵再回来，不顾一切地从床底爬出来，跑出了房间。土土无奈，也跟在我后面跑了出来。那几天，我都躲着大耳朵，碰了面也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他发现了我们的行径，加害我们。大耳朵让我晓得了对一个人的恐惧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也理解了父亲当初对大耳朵的恐惧。
我对大耳朵的恐惧，到了十四岁那年才退去。那一年夏天，我的身体有了变化，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虽然说长得瘦小，还是有胆量去挑战那些看上去强大的同学。有个同学个子高出我一头，身体比我强壮，他们家是吃商品粮的，没有挨过饿。他十分神气，还说练过武，经常找些比他弱小的同学欺负。他竟然欺负我最要好的同学，我那同学根本不是他的对手，被他打肿了眼睛。我气不过，决定挑战他。那个黄昏，放学后，我来到学校一棵巨大的桉树下，和他单挑。他带了几个同学助威，我只有挨打的那个同学胆战心惊地站在我后面。他的确很嚣张，摩拳擦掌地朝我扑过来，我心中积蓄了一股怒火，我侧了一下身体，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一个趔趄倒在地上。我一拳打掉了他的信心，他从地上爬起来，朝我装模作样地抱了抱拳：“佩服，佩服。”我本以为他还要继续和我较量，没想到他怂了，带着那几个同学灰溜溜地走了。我们开心极了，这一战让我成了个勇敢的少年，对大耳朵的恐惧也渐渐消失了。
其实，我童年时最害怕的不是大耳朵，而是大耳朵的第二任老婆梅英。那是个奇丑无比的女人，矮小阴险，目光毒辣，而且特别会骂人，论吵架，我们河田镇没有几个人是她的对手，她什么肮脏的话都可以骂出口。要命的是，传闻她会下毒。有一回，和她吵过架的人家里的鸡全都死了，说是她下的毒。有一次，我奶奶和她吵了一架，我心里惴惴不安。我们两家的厨房靠得很近，我担心她会朝我家的水缸里下毒。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一家人活得好好的，没有被毒死。
梅英是外乡人。大耳朵劳改回乡的途中，路过一个小村子，没有地方住，就睡在村头的破庙里。后来他和奶奶说过，那天晚上，梦见了讨老婆，新娘子是个小巧的女人，虽然不好看，却和他有缘分。第二天早上，他从梦中醒来，发现有个女人站在破庙门口，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手中捧着一个瓷碗，碗里装着热气腾腾的地瓜稀饭。他站起来，盯着女人的脸，这不是梦中的女人吗？他十分吃惊，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仿佛还在梦中。地瓜稀饭的香味却异常真实，他嗫嚅地说：“这是给我吃的？”女人笑了笑：“看你一个外乡人，可怜你，吃吧。”大耳朵接过瓷碗，两三口就喝完了碗中的地瓜稀饭。他得寸进尺：“还有吗？”女人说：“还有，跟我来吧。”这个女人就是梅英，她将他带回了那个破落的穷家。她的丈夫两年前死了，她带着个六岁的儿子艰难度日。因为她生性泼辣，村里人都躲着她，没有男人来找她，她正想跟个男人离开这地方，大耳朵的出现，对她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在吃地瓜稀饭时，她就问了他的婚姻状况。大耳朵说：“我以前当过土匪，还是个劳改犯，你不嫌弃我？”梅英见他身体壮实，相貌堂堂，心思早就萌动了，根本不管他什么出身。大耳朵饥不择食，当天晚上，就和她上了床，他体味到了女人的妙处。住了三天，大耳朵要回河田镇了，他答应梅英回家安顿好了，就来接她。梅英等不及，生怕大耳朵回到河田镇后变卦，果决地要马上跟他走。
大耳朵想了想，自己一无所有，有女人跟他，也是老天有眼，垂怜他，就把梅英和她的儿子带回了河田镇，重新组织了一个家庭。在我的印象之中，大耳朵没干过什么坏事。他勤勤恳恳地做着农活，养家糊口。梅英却不一样，深夜时，她会像个鬼魂一样溜出家门，去人家的菜园子里偷菜，被抓住了，就撒泼，和人家大吵大闹。我们一大屋的人和周围的邻居，极少没有和她吵过架的。她气急败坏时，还会把粪便倒在人家锅里。她像瘟疫一样，令人讨厌和恐惧。大耳朵有时也看不惯她，说她几句，她就像条毒蛇一样把丈夫缠上了，不光毒骂，还又撕又咬，弄得大耳朵狼狈不堪。大耳朵其实很疼爱老婆，舍不得打她，也许这就是命，命中注定要有个毒辣的女人来管他。梅英和别人吵架，大耳朵一般不会出手，但是对方男人要是加入战争，大耳朵也不会客气，会拼了命保护老婆。大耳朵当初见她时，没有想到梅英是这样一个女人，可是，无论她怎么样，他都将她当宝贝。梅英有时恼了，赌气要带着儿子离开，他就会吓得发抖，跪在她面前，央求她不要离开。他们是对生死冤家，河田镇的人都觉得，他们的组合又奇怪，又和谐，这两个没有人可以忍受得了的人在一起搭伙过日子，相依为命，也是上天的安排。
梅英给大耳朵生了两个儿子，她娇惯儿子，那两个儿子有她的不良遗传，好斗而且阴鸷。我对大耳朵的两个儿子有时恨之入骨，他们虽然不敢欺负我，却常常和土土斗狠，因为土土和我要好，有时我也会加入土土这一方，这样就很容易引起家族内部的争斗。曾经有一次，我们打成一团，梅英也加入了战斗，她用捶衣服的棒槌打我和土土。最后，我奶奶看见了，制止了她，大耳朵也将他那两个凶神恶煞的儿子拖开了。我奶奶和王毛婆婆在家族里说话举足轻重，她们出面，制止了一场家族内部的大战。土土的父亲和哥哥，还有我父亲和叔叔出工回家后，得知我和土土挨了打，气不过，准备联手收拾大耳朵一家。我奶奶和王毛婆婆苦口婆心地劝住了他们。我一直在想，那场大战要是真打起来，后果会怎么样。我们渐渐长大，人性中好的一面多了起来，原始的兽性就少了，大家也没有那么多摩擦了，相反的，相互之间有了笑脸。可是无论如何，不是一路人，彼此终究无法亲近起来。
大耳朵一家，唯有梅英带来的那个儿子是个良善之人，从来不和人争吵，和他们家里的人简直格格不入。他很小的时候，就和一个木匠师傅学手艺，很早就开始赚钱了。他赚的钱都交给了梅英，即便如此，还经常挨梅英的咒骂。他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老是欺负他，他结婚后，就分出去单过了，和这个家仿佛没有一点关系。
大耳朵的晚景颇为凄凉。
早在十几年前，曾经住着十几户人家的大屋破败了，大家都在外面建了新屋，搬出了老屋。只有大耳朵夫妻还住在苍老的大屋里。大屋上厅的楼房都倒了，他们也没有搬出去，住在两间还没有倒塌的危房里。那危房和他们一样，风烛残年，经不起任何折腾。他们的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成家立业，没有一个儿子愿意接他们去一起住，这里面有儿子们的原因，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我作过一些调查，儿子们对他们的确讨厌，也许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有许多不痛快的记忆。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感情，为一点蝇头小利可以大打出手，像仇人一样。对待大耳朵夫妇，他们相互推诿，谁都不想管他们。大耳朵的小儿子，对我还算客气，因为我帮助过他。他结婚前的那年正月，我从部队回家探亲，那时他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两个哥哥不关心他的婚事，只有大耳朵老两口替他着急。他相中邻村的一个姑娘，姑娘家里要他上门去谈，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上蹿下跳地逼大耳朵夫妇找钱，因为上门要买礼物，还要给姑娘的长辈包红包。梅英把我叫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阴着脸对我说：“阿闽，你现在是部队的干部，拿工资的人，我想向你借点钱，救个急，等我家的猪长大了，卖了，再还你钱。”她从来没有跟我开过口，看着她窘迫的样子，我心软了，问她：“需要多少钱？”她嗫嚅地说：“300块钱就够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300块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一个月的工资才200多块钱。我踌躇了一下，还是将钱给了她，她拿着钱兴高采烈地走了。我不敢将她借钱的事情告诉我母亲，否则她会去要回来。结果，那钱再也没有还给我，我也没有管她要。
我找到大耳朵的小儿子，对他说：“你这样不行，你父母亲最疼你，为你操碎了心，你现在有自己的家了，怎么就不要他们了。”他面露难色。我说：“即使你两个哥哥不要他们，你也不能不管，这样做，会天打五雷轰的。”他说：“不是我不要他们，而是他们与我老婆不和，在一起总是吵架，弄得家里鸡飞狗跳，日子过不下去。”我说：“你就不能说说你老婆。”他说：“就是我老婆不吵，我妈也会和她吵，经常莫名其妙地挑起事端，你也晓得我妈那人的品性。”我无语了，我说服不了他，也没有精力去管他们家的事情。探亲的假期到了，就要离开故乡，对于河田镇而言，我只是个过客，这里发生的一切，仿佛和我没有太多的关系，只是藕断丝连，留着一丝牵挂。
我基本上每年都回乡一次，有时过年回去，有时平常回去。每次回乡，我都要到老屋去看看，那里埋葬了我的童年，那里有我许多的记忆。小门上的那个枪眼还在，小时候，我们会用手指去捅那个枪眼，枪眼变得十分光滑。这个枪眼永远和大耳朵有关，那关乎一条无辜生命的消逝。我不知道年迈的大耳朵对那个光滑的枪眼还有没有记忆，对因他而死的李金水有没有一丝愧疚。只要我去老屋，就会见到年迈的大耳朵和梅英。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梅英的笑脸，他们都苍老了，大耳朵见到我，还是笑眯眯的，叫着我的小名；梅英也笑眯眯的，她老了以后，仿佛变得慈祥了，再也不会和人吵架了。看着他们风烛残年的模样，我有些心酸。风烛残年的大耳朵靠在集市猪牛行给人家做牙人（中间人，介绍人）为生。我会偷偷地塞两百元钱给他，算是给长辈的一点心意。每次我离开老屋，大耳朵都会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目送我。我偶尔回头，看到他满是皱纹的老脸，心中早没有了恐惧，更多的是忧伤。每个人都不能够抵抗衰老，无论你是如何强悍的人。
大耳朵离开人世后，梅英孤独地活着，那时她已九十岁了。年轻时的梅英多么泼辣，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但是她年老后，早已经没有了戾气，看上去就是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老太太，目光也变得柔和了，说话也细声细气了。她再也没有本事和他人争斗了，就像行将熄灭的烛火。听父亲说，大耳朵过世后的几天里，她一直在哭，孤独地哭，人们听到她从破败老屋里传出的凄凉哭声，情感都异常复杂，但是没有人去安慰她。如果王毛婆婆和我奶奶还活着，她们也许会去陪伴她，安慰她，她们是我们宗族里的菩萨。如果让梅英饿死在老屋里，那是所有族人的耻辱。族里几个主事的人开始干预她的事情，他们一次次地在她三个儿子中间游说，最后，小儿子答应供养她，不过，小儿子十分不幸，不久得病辞世。族里的老人又到她两个儿子那里游说，他们答应轮流供养她。大耳朵死后，她其实已经没有了希望，也没有了语言。她最后的时光是落寞的，凄惨的，每个儿子家对她并不是尽心尽责地照料，而是将她当成累赘，仅仅让她填饱肚子而已。儿媳妇们嫌弃她，总是对她恶语相向，她忍受着屈辱，忍受着有生以来最艰难的时光。她觉得这一生，对她最好的人就是大耳朵。梅英死的前一天，回到老屋，一直喊叫着大耳朵的名字。她的喊声在严冬的寒风中渐渐地微弱下去，直到她的生命枯竭，熄灭，身体冰凉，再也呼不出一丝热气。她在孤独和煎熬中，追随大耳朵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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