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上有张嘴巴，有嘴巴就要说话，不说真话，就说假话。说假话不纳税，还能享受优惠，得到好处，自然没谁耐烦说真话，说假话也就渐成习惯。习惯了假话，说起假话来，往往比说真话还理直气壮，甚至假话比真话还真。以至人人都感叹真话成了稀缺资源，要真话只能跑到网上去，听那些虚拟的假人说上几句真话，想让真人也说真话，别去指望。时人说这是真人说假话，假人说真话。
我也说过不少假话。只是我操行不够，假话说得不怎么有水平，所得好处不多，说假话也就没有带来太大的快感，一直觉得还是说真话舒畅。要想舒畅，只得放弃说假话的实惠，干起写作。写出来的东西，那是要文责自负的，发表和出版时得署上名字。取笔名费神，干脆就用土得掉渣的本名，还可博个坐不改名，行不更姓的美誉。又不习惯网络写作，只得真人说真话。当然不敢保证句句都是真话，至少少说假话，甚至不说假话，到底还是在于自己。
为什么假话那么吃香，你还冥顽不化，要犯贱说真话呢？这也许是你骨子里那些改变不了的本真的东西所决定的。
我身上无法改变的本真的东西确实太多。
从十八岁洗掉脚上泥巴，爬上田坎，离开老家算起，弹指间，已做了三十年的公家人。可我丝毫也找不到做公家人的优越感，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真正的农民一个。只因现在粮食和农产品太廉价，新贵新宠们吃不出自己的高贵身份，对农民横竖看不顺眼，连气愤时找不到合适的骂词，也会迁怒于农民，出口就是“你个农民！”好像农民点火烧了他家房屋似的。因此我自命农民，同志们都有想法，说你好歹也是市管干部，放在乡下老家一带，也算是不大不小的官了。还出版了一堆小说，好多读者都读过，说是大作家，纪检监察部门是绝对不会来追查的。我深感惶恐。市管干部本来就不大，而我这个市管干部，只市管我，我不管事。至于大作家云云，世上写了两篇文章就自封或他封的大作家多得很，有大作品的真正的大作家太少太少。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尽管写过好几部厚厚的大部头，却知道大部头并不等于大作品，也就不敢自诩为大作家。更何况现在人人都想着做大官，当大款，成大腕，大作家算什么鸟玩意儿？所以我开了句农民式的粗俗玩笑：假定我就是所谓的大作家，那也是和尚的卵，大也是白大了。
我说自己是农民，除了无法选择的出身，还因我身上有太多农民的真情真性。农民的真性很多，至少离不开三性：小性，草性，鼠性。不幸的是这三性都被我占全，我就是跳进黄河，怕也是洗刷不去的。比如敝人姓肖，生来头上就顶着个小字，这辈子也就做定了小民，想大是大不起来的。肖姓家门有意见，说肖是萧的俗字，应该姓萧，我老家的宗祠大门上就是萧字。可萧也好不到哪里去，草字当头，还是草民。偏偏我又是1960年生人，属相为鼠，不做鼠民，又能做什么呢？
小民是卑微的。我因为与生俱来的卑微，一辈子没有大欲望和大志向。小时跟父辈们饿着肚皮去送爱国粮，脑子里想着的不是如何爱国，如何爱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世界人民，而是自己哪天能够吃顿饱饭，便死而无憾。懵懵懂懂考上师专，没想过升本考研，将来好修齐治平，能做个教书匠，吃得饱，穿得暖，也就心满意足。做干部，能从县管干部变成市里的局管干部，又做成市管干部，早激动得屁颠屁颠的，一副小人得志模样。就是干上了写作，承蒙读者朋友错爱，愿意读我的书，已是感激涕零，从没想过如何敲开评委的家门，弄个这奖那奖，甚或请大腕或大人物惠存斧正，换个美名，谋个高位，进而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世上最低贱者自然莫过于草民。吾等草民，根植于低处，土地再贫瘠，水分点滴，阳光几抹，便足以生存。人家陪领导旅游，一月两月不累；陪领导打牌，三晚四晚不睡；陪领导喝酒，五瓶六瓶不醉；替领导买单，七万八万不贵；尽管干业务，九年十年不会，却因大树靠背，只进步不后退。而自己恰恰胃口欠佳，精力不济，囊中羞涩，只好自叹命贱，天天做些舞文弄墨的小动作，官升不上，财发不了，几十年下来还是一介草民。却还要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说不赌不嫖，天天逍遥；不占不贪，一生平安。真是自欺欺人，酸到了牙根，贱到了骨髓。
鼠民的特点是一生劳碌。有道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老鼠打地洞干什么？无非是觅食和藏身。从小我就随父母下田耕种，上山劳作，从没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只是想食有粗粮，居有茅屋。脱掉草鞋，换上皮鞋，四季不沾阳春水，以为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一生无忧了，谁知还是卖苦力的命。先是做教书匠，天天站讲台，吃不完的粉笔灰。后来当干部，白天搞不完的服务，跑不完的龙套，晚上回家还要拟文件，写材料，衣带渐宽终不悔，无非为了那五斗米，以养家糊口，只是自叹长白发不长票子，长年龄不长级别。现在到了清闲部门，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却有时间，应该可以悠哉游哉，放松放松，哪知又被出版社和杂志社盯上了，只得披挂上阵，十指在电脑键盘上敲击如飞，就像老鼠伸张着十个爪子，不停不歇地刨食。
因为认命，我才静得下心，沉得住气，干上以说真话为己任的写小说的差事。因为是农民，卑微低贱和劳碌自知，写小说时才自觉不自觉站在民间立场，努力说些真话。其实并不用“站”，我本来就生活在真实的民间。以民间立场写作，不一定把农村写得如何莺歌燕舞，流水潺潺，把矿山写得如何诗情画意，男欢女爱。这跟报纸头版报道和电视新闻没有什么区别，那终究是老记们的事。我说的民间立场，更多的是一种观察生活的视角，理解人生的思维方式。比如写到大权在握的局长和处长时，我老是这么想，如果老百姓不纳税，不交费，局长也好，处长也罢，他就不可能坐那么高级的小车，喝那么高档的美酒，不可能在人民大厦一桌吃下人民的人民币15万元，不可能大笔一挥，巨款就到了工程老板的帐户上。那么局长或处长，他坐着高级车，喝着高档酒，批拨着巨款的时候，心里是不是有为他买单的老百姓呢？我这么想，自然也就会这么写，这就是民间立场。
民和官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民，哪来官？我觉得说了几千年，至今还被沿用的父母官的说法，最没道理。既然官是父母，民是儿女，那么世上岂不是没有民的时候，就先有了一大堆官？事实是相反的，只有民在先，才有官在后，官都来自于民，由民养活，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的父母。当官的若肯承认这个事实，那么面对老百姓的时候，便不是爱民如子，而是敬民若父，内心充满感激和虔诚，一心想着如何孝敬和回报父母，绝不是视民如草芥，好像没有自己，小民百姓便活不下去。还有那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屁话，说得更没逻辑。得了民心，坐上龙椅，或做了大官，天下都成了你的，那老百姓的天又在哪里呢？怪不得有些上访者，青天白日要举个灯笼，提盏马灯。怪不得老百姓将某些地方的政法部门说成是“三天”部门：公安局胆大包天，检察院一手遮天，法院无法无天。
干写作的人，只有站在民间立场，才有可能看到真实的生活，真实地去反映生活。在省城或北京待久了，天天锦衣玉食，出车入辇，容易产生错觉，以为整个中国都进入了共产主义。有家电视台为一个大腕级作家搞宣传，作家津津乐道他观察生活的绝招，说见女孩嘴巴老嚼，他便死盯着女孩嘴巴，不弄清她嚼什么，决不罢休。最后女孩终于玉嘴一张，吐出一样东西，原来是口香糖渣滓，才让他恍然大悟。我感到恶心，当即换了频道。我天天行走在大街上，漂亮女孩从身边经过，也忍不住要多瞧几眼，可从没想起要追着瞧人家嘴里嚼的是什么。倒是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老高级工程师下岗后生活无着，嘴巴却老是好没来由地嚼动，引起我的注意。按大腕作家的逻辑，高工不是嚼口香糖，也该嚼嚼槟榔什么的。然而高工喉头动了半天，无法下咽，把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竟是隔年的老菜根。后来这位高工因为晚上偷偷去郊外菜地里刨食菜根菜叶，被菜农当小偷打成残废，连刨食菜根菜叶也不可能，只得将自己吊死在家中。
别以为我是写小说的，编了个故事来寻开心。生活永远大于文学，作家的想象力再丰富，生活中许多事情也是想象不出来的。我相信不仅仅我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只不过这样的事情听起来不顺耳，看起来不养眼，有些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已。我们见多了电视屏幕里天天进出星级宾馆和香车豪宅的大款新贵，一提到穷人，便有些不习惯，不耐烦。唯一例外的是媒体讨论乞丐的真假问题，许多人群起而攻之，呼吁把街上的假乞丐整掉，以免影响市容市貌。我不懂，一个假乞丐骗了钱，顶多回家修栋砖房，你却那么不能容忍，人家携了国家巨资，或带着妻妾儿女周游列国，或在纽约郊区购得豪宅，或去澳门和拉斯维加斯豪赌，一夜输掉数千万，连眼皮都懒得眨一下，你放了个稍稍响点的屁（又是农民才出得口的粗话）没有？
有人也许会说我是因为自己穷酸，心里的仇富心态在作怪。我倒是觉得仇富总比仇穷要好。只许有人发了国难财，又发民难财，手上的票子张张黑如其良心，从中国洗到国外也没洗白，我站在一旁仇一仇都不应该，这是不是也太霸道了？如果像盖茨发了财，该纳的税纳足，给慈善机构一捐就是数百亿美元，要人家怎么仇得起来？看看咱们的富人吧，钱来得不正也就罢了，发达之后，一修阳宅阴宅，二***三奶，三把钱存进国外银行。除此三样，谁发现他们还做过别的事情？有些富豪和权贵结成利益共同体，受到额外保护和特殊礼遇，披上坚固的盔甲，谁也不能动他的“奶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大部分都让没有所得的人去缴纳。通过正当途径致富的富人应该受到尊重，但富人有富人的责任，该富人承担的责任不肯承担，还想让人家爱你没商量，世上哪有这样的美事？最搞笑的还是中文版《福布斯》排行榜，绝大部分富翁昨天才上排行榜，今天就入了司法和税务部门的布控名单。顺便提醒一句，《福布斯》俄文版总编赫列布尼科夫已被人枪杀于莫斯科，中文版《福布斯》的总编同志，你可得小心地雷。
刚才说过，通过正当途径致富的富人应受到尊重，我并不赞成仇富。如果一个社会守法富人多，守法居然也能成为富人，绝对是大好事，而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富人大量积聚财富的时候，造就了大量的穷人。国企改制，数以千亿计的国有资产流进权势和强势人物腰包，转岗和下岗工人却度日如年。破除产权模糊，建立产权明晰的现代产权制度，既得利益群体的个人财产得到“合法”保护，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则更加艰难。强行控制土地买卖，老板们已经拥有的土地资本一夜之间价值陡增，房地产市场迅速火爆，楼盘价格迅猛攀升，连二手房也成天价，工薪阶层和农民工买房梦想彻底破灭。
如果一部分人的富裕以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为代价，社会秩序就会因为不公得到无法遏制的破坏，社会环境将愈加恶化。不断发生的富人和企业家被害的事件，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人类社会仿佛生态系统，穷人和富人是两大种群，彼此属于共生共荣的关系。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过分悬殊，必然破坏生态平衡，食物链遭到破坏，一个种群的生存危机将导致另一个种群的生存危机，甚至造成食物链上各个种群的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替穷人担忧，实际上也是替富人操心。
更为简单的事实是，富人要发财，是须臾离不开穷人的。富人不可能拿钱雇请富人给他做苦力，只能去找穷人。据说现在最来钱的是一桥二路三楼，即架立交桥，修高速公路和砌高楼大厦。可你跑到这些工地上看看，那些光着膀子卖苦力的，有几个不是乡下来的民工？当然身为民工进城，人家看不上你，你想卖苦力还没地方卖呢。这一点也没错。这就是穷人太多，富人占便宜。只是工程完工后，富人拿着大把大把的钱往发包人或有关人员手上奉送时，别忘了留个零头支付一下民工的工资，不然每个民工的血汗钱都得总理亲自出面才讨得回，那国家没设上十万百万个总理，这钱又怎么讨得过来？
再来分析一下基建行业里的劳资关系。这里的施工方也好，发包方也好，还有与工程沾点边的这部门那机关的有关人员也好，一项工程造下来，一个个都靠桥吃桥，靠路吃路，靠楼吃楼，水里的海绵一样猛发一回。那么是谁一砖一石架的桥，铺的路，砌的楼？当然是民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说来说去，都是在卖苦力的民工身上发的财。都说现在是资本市场，然而世上如果只有富人，没有穷人出卖苦力，富人手里的资本能变成粮食，变成钢筋水泥和路桥楼房吗？
还有煤炭行业。计划经济时期，挖煤工人的工资相对较高，后来煤炭企业被推向市场，一边是非法小煤窑遍地开花，一边是电厂压价，正规煤炭企业失去竞争力，煤炭行业形成无序生产局面，私营煤窑主各显身手，纷纷浮出水面。畸形食物链由此形成：煤窑主靠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和时间，减少安全投入，压减克扣工人工资发了横财，电厂靠低价进购煤炭降低成本获取较大差价，受政策保护的用电企业享受优惠电价扩大了利润空间，到了最后，煤窑主赚了，电老虎发了，用电企业主赢了，唯独冒着生命危险下井挖煤的工人受穷。这就是典型的穷帮富，穷人养肥了富人。
过去经济不发达，工人劳动光荣，只要国家需要，不计报酬，加班加点搞生产，也在所不辞，从而维持了国民经济的运转，为国家做出无私奉献。现在经济相对发达了，国家把企业推向市场，企业产品卖不出去，已快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只得下岗，生活无着，自己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物质短缺年代，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和农产品被国家低价统购，甚至无偿征走，自己只能忍饥挨饿。小时我就这么做过，跟父辈们往粮站送完公粮和爱国粮，仓库里已空空如也，转身就上山挖蕨根，制成蕨粑，当粮食充饥，聊以度日。农民就是用这种方式，自己饿着肚皮，养胖了公家人和城里人。有位作家出版了四十多年前留下的日记，里面写到一伙公家人离京出外游山玩水，天天大鱼大肉，酒香歌美，神仙一般。那正是所谓的******时期，中国乡下饿殍遍野，光中原一个大省死人就过了千万。十届三中全会后，小平的政策让农村搞起联产承包，隆平的种子让水稻大面积增产，粮食不再短缺，慢慢就到了物质过剩年代。这时候国家不再搞统购统销，让农民自己去走市场。物以稀为贵，粮食和农产品多起来，自然卖不了几个钱，就是卖几个钱，还对付不了沉重的税费，只好背井离乡去矿山挖煤，去城里打工，企图以廉价的劳动维持基本生存，同时大化有钱人的资本。
这就是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计划经济时期，他们受累，生产出钢材布匹和粮食，让国家渡过一个个难关。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钢材布匹和粮食没地方堆放，工人和农民跟着贬值，连劳动受累的机会都已丧失，只能受穷。该受累的时候受累，该受穷的时候受穷，什么时候才受益呢？当然有人会说，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非得有人要为此付出代价。可代价总不能老是瞅着谁穷谁弱，就老叫谁代去。
这是往大里说，我再算笔小帐。我家附近有一个早市，天没亮农民就挑着农产品跑了过来。城里下岗工人多，没有生活出路，就到早市上兑农民的菜，拿到市中心去卖。从农民那里两毛一斤购进的西红柿，进了城能卖到一元，中间有八毛钱差价。这八毛钱除了城管费，卫生费，工商费什么的，余下的总还有三五毛，可购米买肉，或给孩子交学费，给家人看病。我的意思是，没有农民两毛一斤的西红柿，下岗工人就养不活自己和家人，城管卫生工商等人员就没有工资，老师医生就没有待遇。如果下岗工人供养不了自己和家人，就会到市委政府去静坐，孩子不上学就会去抢劫，而城管卫生工商还有老师医生也就只能喝西北风。这样一来，领导做工作报告时，就不太好意思说漂亮话，什么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市场购销两旺，社会治安稳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上升之类。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穷人怎样养活富人，让社会保持基本平衡的政治经济学。政府天天都喊稳定压倒一切，我看没有这两毛钱一斤的西红柿，什么都压不住。好多下岗工人每月拿一百余元的低保，如果农民的西红柿出手时不是两毛一斤，而是两元一斤，他们没法维持基本生存，政府的嗓门再高，稳定也是句空话。没有生活必需物资的低价位，所谓的社会稳定竟能支撑到今天，恐怕是不可想象的。最近肉价一上涨，政府就感到压力很大，便是明证。
大牌经济学家会笑我幼稚，政治经济学是多么神圣的学问，岂容你这种无知之徒多嘴多舌？我也知道，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居届堂之高，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眼睛老往上翻，哪里还看得见低处的草民？他们的兴趣是如何统计咱们的GDP，从而雄辩地告诉世人，咱们国家已经进入初级发达国家行列，该摘去发展中国家的帽子了。这当然是最讨人喜欢的。至少那些靠GDP爬上高位的新贵会请他们喝茶，或赞助他们出版专著。GDP是什么？是国内生产总值，是洋人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不过到了咱们官员的辞典里，GDP因被当作考核干部的主要指标，也就成了政绩的代名词。
政绩带来官运，每届政府上任伊始，都会竞相以优惠政策和条件吸引投资，耗尽财力甚至负债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有些地方为此已花光十几年后的钱，卖光几十年后的地。这种由政府推动的投资所带来的GDP的高增长，因其市场化程度低，并没有带来国民收入的高增长和技术产业的快速升级，从而陷入高投资低消费，高增长低发展，高GDP低收入的怪圈。日本和韩国经过二十多年的高增长，步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我们二十多年的高增长，依旧还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大牌经济学家一厢情愿，认为我们已进入初级发达国家行列。
GDP由此在中国遭到前所未有的诟病。政府推动投资，具体参与经济活动，权力和资本联姻，腐败滋生在所难免。GDP的蛋糕越做越大，少数人切割的份额在增加，多数人的份额在减少，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独享，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基尼系数已快越过警戒线，社会问题日益加剧。
特别是资源综合利用率低下，经济增长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更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人类已难逃厄运。比如盲目追求经济效率所带来的工业废水废气废渣，造成中国大地上河流村庄的污染，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没有谁公布过相关数据，唯有沿河百姓刚埋掉死于癌症的孩子，望着黑臭的河水发出的哀诉，无不让人揪心：五十年代淘米洗菜，六十年代洗衣灌溉，七十年代水质变坏，八十年代鱼死虾坏，九十年代致病生癌，两千年代断后绝代。有测试表明，我国男人的精子数量在几十年内已经减少了一半，这也是佐证之一。机关里有人开玩笑说，过去有精子，却没有银子，现在有银子，却没有了精子，真是生不逢时，守着改革开放的新成果，却没能力尽情享受。这个玩笑如果换个角度理解，还真叫人笑不起来。
政府是国家和公民财富的“守夜人”，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充当市场的监护者，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政府推动投资，直接进入经济领域，又当裁判，又做运动员，不仅有欠公允，还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更为严重的，有些地方政府不仅裁判是自己，运动员是自己，连门票也由自已经手出售。卖了门票，还不让买票人进场，运动员和裁判员在场子里做了些什么，买票人不得而知。
投资和消费是企业和居民的事情，经济增长应由市场来激发。有些政府部门最感兴趣的是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以公权名义进行超额盘剥，随意侵犯公民财产权，扰乱市场秩序，严重妨碍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其实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是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共秩序。二是公平税负，将收入高的富人的钱部分征缴上来，进行二度分配，提高穷人的生活和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来源于工薪族和低收入人群，富人大量占用着公共资源，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却少得可怜。有人说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是个人负所得税，就是我前面说过的，没有所得的人在缴所得税。
哈佛教授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里提出了“公平的正义”的理论，为当代美国社会赢得半个多世纪的稳定。他逻辑地论证，正义社会应该符合自由的原则和差异的原则，社会的公正在于保证每个人享受平等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强者有义务给予弱者以各种最基本的补偿，使弱者能像强者一样有机会参与社会的竞争。没有公平和正义可言，GDP的高增长仅仅成全了一批暴发户，老百姓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一天天恶化，这个GDP于我何用？无论是召开大会小会，还是登报上电视，政府官员总是如数家珍，张口就是自己治下GDP同比增长多少多少，财政收入同比增加多少多少，一副很有成就的样子。殊不知老百姓并不买帐，总是发出疑问：经济上去了，财政收入增加了，为什么咱老百姓并没得到什么好处，那些增加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当然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官员们用不着在乎，他们头上的帽子，又不是你小民百姓给的，凭什么在乎你？
官员们心中装不下公平和正义，不在乎小民百姓，就不会真正为弱势群体着想，为老百姓谋实惠。如果弱势群体一天天在扩大，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所谓有效需求，消费拉动经济，就是一句空话。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不是靠投资拉动的，主要靠消费拉动和市场调节。说白了还是老百姓要有钱，到处是穷人，钱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少数人的钱都往发达国家送，拿去搞穷帮富，对洋人的房产业、教育业和赌博业确实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于吾国吾民什么好处都没有。
怎样才能让官员们在乎咱小民百姓呢？无非是两条，一条民主，官权民授；一条法治，依法治国。民主是社会进步的基础。有民主才会有平等，才会有公允，才会有发展动力。民主不是主民，平等不是等平，公允不是允你公你公，不允你公你不公。民主不是谁给予的，是小民百姓生而就应拥有的权利。如果民主是人家手上的雨伞，晴天让你拿着，下雨的时候又收回去，这样的雨伞，怕是没什么人稀罕。
依法治国，不只依法治民，还要依法治官；不只依法治事，还要依法治权；不只依法治基层，还要依法治上层。以人治代法治，以权压法，以情乱法，是对法治的伤害，而视法为器，想要富，快上路，想要发，去执法，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影响更加恶劣。把大盖帽当法，只要制服在身，便谁都可制服，那么税务所长暴力抗税，交警队长酒后开车，派出所长致人伤残，反贪局长索贿受贿，法院院长真案假办，假案真办，此等怪事屡见不鲜，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
不觉得就说远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真话，是我对生活所作的肤浅思考。偏偏我这人不识趣，还要把这些思考写进我的作品。这么一来，作品里多了忧患意识和悲剧色彩，容易犯忌，叫人不自在。其实有点忧患意识和悲剧色彩，也许不是什么坏事吧？古人就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造的盛景虽然养眼，人为的美乐虽然养耳，咱们的灵魂却不容易被哄住。我让作品多些悲剧，是真心希望咱们的现实人生多一些喜剧，而不是相反。虽然我也明白，文学是无助于现实人生的。
看来我已无可救药，一辈子没法褪去身上的泥腥味，再怎么还是卑微的小民，低贱的草民，打洞刨食的鼠民，只可能用这种思维方式去认识社会，观照人生，然后说些自己愿说的真话。小民卑微却勤勉实在，草民低贱却根植于深厚的土地，鼠民打洞刨食而练出一身韧劲和蛮劲，也许这些正是干写作的家伙必须具备的基本功。鼠民还是动物里的精灵，用苏东坡的话说叫做黠鼠。我就是凭了黠鼠的小聪明，将小说弄得还像小说。更为重要的是，我通过小说这种形式，说了些真话，也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想起柏杨先生的一句话：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我没用小说唱过赞歌，只说过真话，也该属于柏杨先生所说的人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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