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中南大学教授聂茂先生在《芙蓉》上策划了一档“对话”专栏，约请部分一线作家，就文学创作话题进行讨论，我也有幸成为对话对象之一。我向来不擅长板着面孔说话，更不善于高谈阔论什么创作经验，只是信口开河，说了些想说的话，顾不得关不关乎文学，也不管是昏话胡话，还是混帐话狗屁话。对话以《民间立场的书写理由》为题，发表在2007年三期《芙蓉》上，读者觉得有些意思，读起来也轻松，反响还不错。有人还转贴到网上，提供给更多的读者。此次整理随笔集，回头翻看这个东西，倒也符合我的随笔风格，于是毫不犹豫收进了集子里。又考虑原来的题目太文气，太学术味，我是粗人，又没学养，篇中没几句正经话，再不好假弃斯文，故作高深，玷污那么好的题目，有意改用现在这个俗名。反正我一贯都是小人作派，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干脆不打自招，公然承认自己就是小人，说起话来也就不必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少受些累。）
问：在具体分析您的小说之前，想请您从宏观上谈谈对文学的认识。如果这个问题有点空泛而模糊的话，我愿意复述一个有意味的故事。本雅明在对文学寓言式阐释中也曾讲述过这个故事：有人问拉比，为什么犹太人星期五晚上会大吃大喝？拉比回答道，从前有一位公主被流放远方，与当地人语言不通，生活过得苦不堪言。一天她收到一封信，信中说她的未婚夫没有忘记她，正动身要去她那儿。拉比未婚夫是弥赛亚，公主是灵魂，她被流放的村子是身体。当地人听不懂拉比的话，她很苦闷，为表达自己的快乐，就让灵魂为身体设宴。有人认为，本雅明用这种方式，打开了卡夫卡的文学世界及其内在灵魂。那么您怎么理解本雅明这个故事？您的文学世界及其内在的灵魂又是什么？
答：这几年经常有各地记者以各种形式对我进行采访或访谈，也有教授写过我的作品评论，可用今天这种方式与您对话，确实还是第一回。我这人没见过什么世面，一辈子就在邵阳这块弹丸之地兜圈，完全是土八路一个。又没有福克纳的架子，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备了盛宴等着，也嫌路远，不给面子，宁肯躲在乡下吃糠咽菜。换了我肖某人，别说总统有请，就是副总统发句话，也脚打莲花落，飞快跑了去，大快朵颐一顿，然后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布，我跟首长一起吃过饭。可俺翘首以待，额手以盼，左等右等，从早等到晚，从春等到夏，等了四五十年，等得胡子都白了，等得花儿都谢了，也没等来首长的召唤，只得天天在家忍饥挨饿，清水打牙。也就一辈子上不得场面，碰上大员要员或厉害人物，难免发怵。今天要跟您这名牌大学的文学教授和海归博士对话，也就底气不足，未上阵两腿先打起颤来。好在多年前咱们就因文学相识相知，是真正意义上的同仁加兄弟。老婆面前莫说真，兄弟面前莫说假，跟兄弟对话，自然不必瞻前顾后，遮遮掩掩，只管有屁就放，有话就说，倒也不失为一次精神会餐。
说到本雅明，那是个洋人，我不甚了了，只知他出身于富人家庭，父亲是位成功的古董商，德裔犹太人。这至少说明本雅明离开德国，浪迹天涯之前，手上不缺数数（票子），不会有衣食之虞。与本雅明同时代的卡夫卡也出身于犹太人家庭，也跟本雅明一样读完博士，博学多才，自然也一样细腻，敏感，脆弱，迷惘。犹太人聪明，会赚银子，走到哪里都饿不着肚皮，用中国人的话说，叫男人嘴大吃四方。可犹太人赚得到银子，却怎么也赚不回自己的家园，注定灵魂无所皈依。这正好与中国人相反，中国人有自己的家园，不必四处奔波，只是家园贫脊，必须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日在家园里刨食，先交了皇粮国税，再拿余下的扫仓谷勉强糊口。所以几千年来，中国人做梦都想着吃口饱饭，至今在医院里查出绝症，医生都会交待家属，赶快回去给病人做些好吃的，以免死后做饿鬼。灵魂或公主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她又拿什么为身体或村子设宴呢？
洋寓言理解起来费劲，还是让我说件中国的旧事。1900年庚子之变前，中国的洋务运动已搞了几年，拥有了自己的铁工厂和兵工厂，还花大钱买回大量洋枪洋炮。中国军队因此很早就接受了洋枪队的全部装备和洋操的严格训练，连英语口令都听得惯熟。这样的军队总应该有些战斗力吧，可跟日本人交火时，每仗必北，从平壤一直退到山海关，经营多年的旅顺海军基地没守上半个月就扔给了日本，丢弃的现代武器像山一样。后来攻打外国使馆，动用的是董福祥的正规军。有现场照片显示，士兵们手持当时最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后膛枪，身上披着斜拉，挂满子弹，威风得很。可一万装备优良的董军，加上数万置生死于度外的义和团，却几个月打不下一个外国使馆。历史书上说起八国联军，仿佛比布什派往伊拉克的美军还厉害，其实是一支临时凑起来的派遣军，武器不比当年的中国军队先进，实在没什么了不起的。可偏偏是这伙乌合之众，却没怎么费劲，便攻陷大沽，占领京津，真叫人不可思议。原来答案在一个亲历过那场战争的英国军官的记录里：中国士兵放枪的姿势很有些奇怪，明明是朝前放枪，眼睛却看着另一边。这话意思太明白不过，中国士兵只知道放枪，不知道还得先瞄准再放。引进洋枪洋炮半个世纪，中国军队居然还不清楚先瞄准后射击，还是朝天打枪，这难道不比本雅明复述过的寓言更精彩？当然后来中国人的枪法已经非常准确了，不过枪口对准的已是中国人自己，这与寓言已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已今非昔比，各地城市都建有大广场和高楼大厦，气派非凡。大广场上总少不了喷泉和罗马柱，高楼大厦也是一色的西式风格，比洋人国家的建筑还洋气。跟洋广场和洋建筑一样显眼的，还有满地的痰痕和无处不在的灰尘垃圾，以及建设完广场和高楼大厦后，没法拿到工钱的民工。我要说的是，中国人的聪明跟老外包括犹太人相比，一点不逊色，外国的东西一学便会，可如何搞好城市卫生，如何改变随地吐痰的习惯，民工卖了苦力要不要付工钱，这些问题却似乎一直没弄明白。这是不是也带有寓言的味道？
我还想说件事。两农民为一头牛打官司，却不请律师，只知道托人去找法官。法官将牛判给花钱多的一方，输方不服，告到中级法院。为打赢官司，这回原被告双方都找了律师。找律师的理由很简单，律师经常跟法院的法官打交道，熟人好办事。双方律师都是政法大学毕业生，清楚哪些法律适合手上的案子，却并不去查找法律依据，诚如原被告所期待的，天天忙着联系法官，奉上当事人准备的不薄红包。双方红包份量差不多，法官很为难，只好进行调解，将一头牛分为两半，原被告一人一半。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老家，我也帮着一方找过有关人士包括常委领导，是全过程的目击者。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寓言，只知道我们已搞了几十年法制建设，从上至下出口就是咱们是法制国家，证据是每年都有新法诞生，法律体系看上去已非常完善。可我们打起官司来，并不觉得法律本身有多么重要，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打通法官，哪怕找个律师，目的也是为有效勾结法官。我也曾问过律师，怎么老去找法官，干嘛不在法律条款上做文章？律师说如今地方法院里不少法官文化不高，不是政法系统领导子弟，便是部队下来的军转干部，都是七弯八拐做上法官的，对法律的兴趣本来就不高，更别提法律精神了。尤其像一头牛这样的千多元的小案子，判得准与不准，反正没人翻得了天，你这里咬文嚼字跟他们摆什么法律条款，他们耐烦吗？
这也许就是中国式寓言。知道花钱引进武器，不见得知道使用武器时还得瞄准目标。建得起大广场，修得起摩天高楼，却不见得付得起民工的小工钱，也搞不干净广场和楼前的清洁卫生。法律出台了不少，打官司和办案子时，法律不见得就一定派得上用场。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若都算是寓言的话，那咱中国到处都有现成的寓言，简直可算寓言大国了，用不着本雅明和卡夫卡之类的洋人挖空心思，胡编乱造。我要说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是不须怎么动用想象力就可创作出大量寓言的。我就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作家，作品却也出了不少，还意外地颇受读者欢迎，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问：在文学创作上，您出道较早，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表中短篇小说，还获过国家级大奖，但真正引起文坛和读者瞩目好像是2001年写成2002年初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推出的长篇小说《官运》。这部小说奠定了您作为文坛实力派作家的地位，也改变了您的文运，您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大红大紫起来。书一出版，便引起文坛极大关注，读者竞相购买，年内重印十多次，登上各大中城市畅销书排行榜，同时被大量报刊连载，全国数十家强势媒体作了评介。2006年3月，湖南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上市，年内发行6万多册。您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功究竟在哪里，读者为什么喜欢这部小说，您在创作时会预料到这部小出版后就会刮起这样的热销风暴吗？
答：《官运》可算我的成名作，自然说来话长。孩子自家的好，自家孩子再痴再傻，也可津津乐道上半天。说起创作《官运》的起因，缘于此前几年的数个中篇小说，如《报告》（又名《局长红人》）、《裸体工资》、《空转》、《一票否决》、《背景》、《进步》等。这几个东西在《青年文学》等地发表后，被《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及《领导科学》等无数文学和非文学类刊物转载，另有数十种畅销选本选在头题二题位置推向市场，广为读者熟知，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最流行的中篇小说。一时间我走到哪里，都有读者说看过这些中篇小说，且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津津乐道。读者反映，这些就发生在当下的生活竟然也可以写成小说，且有趣好读，过目难忘，实在是件有意思的事，而此前这种写法的小说好像并不多见。还有天南地北的读者给我打电话，说看过我的这些中篇小说后，每每走进书店，就不由自主去找我的名字，希望能看到我更多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副主编、《青年文学》主编李师东先生见读者喜欢我的中篇，约我写长篇。当时我在邵阳市财政局做办公室主任，事务繁忙，眼睛一睁，累到熄灯，双休日都有杂事缠身，或得安排和参加局里的局务会、局长办公会或党组扩大会什么的，我那些中篇都是趁每年三个黄金周抽空弄的，写长篇又哪来时间？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心就有办法。我于是做起办公室的甩手掌柜，有油水没油水的事都让副主任们去负责，有空就躲在小办公室里偷偷写我的长篇，只是一有动静便赶紧点击电脑任务栏里的显示桌面键，不让领导和同行们发现我在干私活。
这么偷偷摸摸写了近一年时间，终于出了二十四五万字的初稿，寄给李师东先生，他不是特别满意，让我改一稿。我也意识到初稿写作断断续续，文气不够联贯，过于粗糙，打算重写一遍。可我不愿意像写初稿样零打碎敲，想集中时间好好弄一弄。可我的工作性质不允许我这么干，我也不可能以写长篇小说的名义找领导请假。到底财政局是负责财政收支的政府综合部门，没有生产长篇小说的任务。恰好市文联几个老**临近退休，没人肯去充数，组织上要我去做副**。财政局是个什么地方，文联是个什么地方，谁都明白，可为了这个长篇，别说做副**，就是平调做普通科长我也认了，想没想就点了头。市委常委研究人事的会议刚开过，任命还没下，我还顶着个财政局办公室主任帽子，就给局领导打声招呼，买台电脑，躲在家里干起小说来。三个多月时间，重写完成，一直定不了的书名也渐渐在脑袋里清晰起来，这就是《官运》二字。
这时已是2001年11月初，书稿快件寄达李师东先生后，他马上安排编辑看稿。开始是位年轻编辑，对这个东西没怎么有把握，不知能否销得出去，稿子很快转到吴方泽先生手上。吴方泽先生出身官宦家庭，熟悉官场，又长我几岁，阅历丰富，特别喜欢《官运》，及时把意见反馈给李师东先生，随即通知我进京，修改书稿。这次主要是处理一些敏感之处，改动不太多，十余天时间，也就是11月底完全改好，12月初发排进厂，2002年元月八日的北京书市上火速推出。不想反响意外的热烈，当天就收到十多万元购置《官运》的现款，预订数字也非常可观。书市还没散，出版社就安排重印。开始读者买书，主要冲着书名《官运》而去，书到手后，才觉得特别抓人，挺有看头，于是口口相传，慢慢被读者广泛接受，全国各地添货的电话和款子纷纷打往出版社。加上中国电影出版社相继推出我的小说集《局长红人》和《脸色》，几本书一互动，很快成为当年图书市场最热销的小说，纷纷登上各大书店畅销书排行榜。可出版社的动作远没有盗版商迅速，一时盗版书满天飞，大街小巷和车站码头到处可见这几本书不同价位的盗版本，让出版社和我蒙受了巨大损失。
《官运》热销了一年多，各地批销商添货量降下来，但还能销售。可不知怎么的，出版社将仓库里最后一本《官运》发走后，便不再加印。责编吴方泽先生不死心，此后几次跟各地批销商联系征订，批销商们看准《官运》可以长销，纷纷报上要货数，只是出版社仍然没加印。倒是别的出版社惦记着《官运》，打电话跟我联系再版。可版权还在中国青年出版社那里，我没法拿走，只能干瞪眼。有意思的是，这时北京另一家大牌出版社也出了本《官运》，同样是长篇小说，作者是谁，印象不深，反正不是我肖仁福。我有些好奇，去问图书批销商，却没人知道这本《官运》，看来影响并不咋的。有批销商还说读者读了你肖老师的《官运》，谁还会去读其他人的所谓《官运》？有句话说，读报读题，看书看题，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内容不怎么样，光有好书名，并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
好在肖氏《官运》的版权眼看就要到期，可以另谋他路了。只是中国青年出版社还不愿放弃，跟我商谈续签事宜，条件是另起个书名。不少读者都读过《官运》，我其他几本长篇也在市场上广为流传，读者对我已非常熟悉，将《官运》改个名字，再往市场上推，不是蒙骗读者么？我没有同意，宁肯《官运》再版不了，也坚决不做对不起读者的事。我至今没弄明白，《官运》是本老书，已被那么多读者接受，又只给出版社赚过票子，并没捅过漏子，干嘛要改名呢？也许是人家觉得这个书名俗气吧。可我这人偏偏不忌讳俗气，每天都俗气得又拉屎又屙尿的，一旦不俗气，高雅得拉不出屎屙不出尿，就憋屈得要命。想来想去，这人生在世，还是俗一点舒服。
跟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续签就这么搁下了。湖南文艺出版社不嫌俗，将《官运》的再版权要了过去，2006年上半年推向市场。令湖南文艺出版社和我本人都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几年前热过一次的老书再度火起来，大半年时间就一再重印，销售达到六万多册，且势头还在继续。在发行两三万册就算畅销书的中国图书市场，已经畅销过的旧书《官运》梅开二度，还有这个销售业绩，不说是奇迹，也是一件喜事。这至少说明《官运》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今天趁跟您对话的机会，将《官运》的写作和出版说给读者，是觉得这挺好玩的，喜欢《官运》的读者一定觉得有趣。万一我的臭名和屁小说一不小心就永垂了，不朽了，也可给以后的读者提供些谈资。至于《官运》为什么有读者喜欢，我还是少自我表扬为好。自我表扬总有些难为情，何况上面我已自我表扬了半天。我想读者喜欢，总有其喜欢的理由。也许是我这人很笨，不知玩技巧，耍花样，只知老老实实讲故事，认认真真还原本真生活，恰好读者又认可我提供的故事和生活。到底读者的票子装在自己袋子里，眼睛长在自己脸上，他买不买和看不看你的书，得由他自己决定，谁也没法强人所难。
问：您似乎很理解读者的审美心理和阅读期待。当《官运》和《局长红人》、《脸色》将您的知名度打得很响亮的时候，您又不失时机，于2003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相继推出另外两部长篇小说《位置》和《心腹》，也获得巨大成功。至此湖南的“官场小说”已经引起评论界普遍关注，即先有唐浩明的官场历史文化小说，后有王跃文的官场世俗心态小说，接着又有了您的官员政事人情小说，形成“官场小说三家村”。后又有人将阎真的《沧浪之水》拉入到“官场小说”的行列，借用“战国四公子”的说法，统称“湖南官场小说四公子”。有人甚至把你和王跃文、张平、周梅森、陆天明说成是“中国官场小说五虎上将”，有些出版社为打开市场，还准备策划“五虎”丛书。您认同评论家的这种评论吗？您是怎样区分自己跟其他几位作家的创作风格的？
答：唐王阎是非常有影响的大牌作家，我望尘莫及，让我忝列于他们之后，自然是抬举我，我能不偷着乐吗？哪天您把我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曹雪芹相提并论，我不仅不会有意见，还会请您洗湘水足浴，药水绝对正宗，系宫廷秘方制成，除湿去寒，舒筋活络，醒脑提神，保不准还排毒养颜，滋阴壮阳。
您把我与唐王阎三位大家放在一起，也许是我们的作品都跟官场有关吧。其实我们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唐浩明写的古代官场，阎真写的与官场沾些边的知识分子，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我和王跃文年龄经历相近，写的又是当下官场，想叫读者不将我俩联系在一起，确实困难。不过我俩的风格也相去甚远。我比较认可您的定位，王跃文属于官场世俗心态小说，更多的是八小时之外的生活；我属于官员政事人情小说，没法回避八小时之内官场运作情况。王跃文重在写人，乐于解剖人性。我往往以事写人，人和事总是牵扯在一起，乐于还原生活本真。正因如此，王跃文的语言很有粘性，绵里藏针，我没有那样的功夫，只知道直接说故事，也许更接近明清话本风格。有读者戏称，王跃文文气重，作品语言像秀才口气，我这人粗俗，作品语言属于贫下中农口气。什么藤上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没办法的事。
不过“三家村”也好，“四公子”也罢，都是评论家给作家归类时贴的标签，从方便作家作品研究的角度出发，确也有这个必要。反正这些标签不用组织部门下文，作家也不可能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估计纪委和有关方面不会出面干预。至于我本人与这些标签并没什么关系，我还是原来的我，始终在按自己的方式吃饭穿衣和读书写作。文坛上有不少作家被贴过标签，什么“几君子”、“几才子”、“几棵松”、“几枪手”、“几剑客”、“几驾马车”之类，在本来就不太把当代作家作品当回事的文坛炒得热闹，读者却不甚了了。有些作家没贴标签前还出过一些不错的东西，贴上标签，成为文坛玩偶后，倒没了什么像样的文字，这标签的意义也就值得怀疑了。我一直独往独来，从来就与文坛不搭界，标签也没给我带来过任何好处。我凭自己的兴趣和意愿写作，爱怎么写就怎么写，自由自在，自得其乐。自然从没拜过师，没被人摩过顶，点过卤。更没靠过山头，入过圈子，只知道走市场。再有法力的大师，再有势力的山头，再大再热闹的圈子，也没法左右市场，市场由读者说了算。读者永远不可能给你戴高帽，给你显赫的地位，给你响亮的奖项，他们能做的只是读你的书，且你的书还得符合他们胃口。
除了作品都与官场有关，我们几个还有个共同点，都属于读者培养出来的作家。我不是评论家，也狗咬耗子，给作家分过类。我这是“出身分类法”，认为作家有这么几种：有的是领导培养出来的，有的是评委培养出来的，有的是导演培养出来的，有的是评论家培养出来的，有的是媒体培养出来的，有的是读者培养出来的。领导给你封个官，评委给你评个奖，导演把你的小说拍成电影，评论家给你写写表扬稿，媒体经常让你露露面，你不想成为著名作家都不可能。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幸运，完全是读者培养出来的。唐浩明如今做了****，却并非先做****才被培养成著名作家，而是太著名才被培养成为****的。读者培养作家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花些小钱去买你的书，并一个字一个字把你的书读完。这与其他人的培养方式有所不同，其他人培养你，不见得一定买你的书，读你的书。领导评委导演媒体不用说，人家都是忙人，哪有时间去读培养对象的作品？据说如今评论家评论哪位作家，也可以不看你的作品，就可写出有关你及你作品的长篇大论来。不是我狂妄自大，我总觉得还是读者培养出来的作家靠得住。领导评委导演媒体评论家到底是少数人，可以给你一时的荣耀，却没法左右读者意愿。作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有读者存在，决不是其他。也就是说作品首先是给读者读的，读者不读总不是件什么美事。也听一些作家声称，自己的东西就不是给读者看的。我一直搞不懂，写东西不是给读者看，又拿去发表和出版干什么？
您提到我和王跃文几个都是湖南人，我还想顺便说说湖南的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湖南作家得了不少奖，九十年代以后，没怎么得奖了，有人就摇头说湖南文学不景气了。作品能得奖，是件了不起的事，不是谁想得奖就能得的，我对得奖作家一直心存敬仰。问题是不得奖就不景气，好像不太说得过去。《曾国藩》没得什么奖，却成为超级畅销书，发行过百万册，反观其他一些得过茅盾奖的历史小说，又发行了几本，如今还有几人说得出作家和作品名字？《国画》没得过奖，试问又有几部得奖的长篇小说产生过这么大的影响？《沧浪之水》也没得过奖，出版社却一再加印，至今还在销售。近十余年湖南一连出了这么些颇有份量的长篇小说，还说湖南文学不景气，与事实也不太相符了。后来我发现，其实也就湖南文学界自己这么说，外地人对湖南一点也不敢小瞧，一谈到近年全国文学，言必称湖南，有不少外地读者甚至说非湖南作家小说不读。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些人就是跟读者过不去，哪个的作品有销路就看不惯哪个。估计还是自己的作品无人问津吧。作品无人问津，设法弄个什么奖，获些蜗角虚名，蝇头小利，也无可厚非，可也没必要把这奖那奖看得太神。事实上有些省份得的鲁迅奖茅盾奖的确不少，却并没几人说得出这些得奖作者的名字，至于有几个读者看过他们的作品，更值得怀疑。把这奖那奖看得那么重，底气也太不足了。好像不仅仅是湖南，整个中国作家都有这个心态，似乎当作家就是为了弄奖。最可怜的是每到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时候，中国作家总要站出来批评诺奖评委瞎了眼，中国作家里谁谁谁最应该得奖，却不肯关照关照。诺奖的是非我搞不明白，我只知道作家为读者写作，并不是为这奖那奖写作。再吓人的奖都是少数人制造出来的，读者却千千万万，层出不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这个必要。郑渊洁有句话：作家能有盗版书，比获诺贝尔文学奖更重要。这话说得偏激了点，很多人听了肯定不高兴，可多少还是有些道理的。不少作家雄心勃勃，夜里做梦都念着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这值得称道。走向世界不可谓不重要，不过我认为中国作家的当务之急，恐怕还是先走向中国。相声界曾批评郭德刚的相声不高雅，郭德刚戏言，他要和相声界分个工，相声界负责高雅，他负责幽默。请允许我也跟文学界分个工，文学界负责走向世界，我负责走向中国。
问：《官运》围绕临紫市委副书记高志强的仕途生涯展开。社会转型期的临紫，像全国各地一样，充满着竞争和躁动，身为官场老手的高志强也难免遇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诱惑。为升为市委书记，高志强在想方设法打败竞争对手的同时，也遭受到各种繁复多变的人和事，情与理的强烈冲击。高志强在觥筹交错之间与各色人物推怀杯换盏，在言内意外之中公事“公”办，在温香软玉面前心旌摇曳……这部小说可谈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我感兴趣的是小说开头挺吸收人：“省委牛副书记的秘书宋晓波将电话打到高志强的屋里时，高志强正在市委后面的双紫公园里，朝着高处的盼紫亭拾级而上。”与传统小说的创作模式不同，您不愿多费笔墨进行所谓的场景和气氛的铺垫式描写，而直接进入事件的中心。这种方法在您的《心腹》中再次得到体现，小说开篇就是：“从系主任老师手上接过那本红壳毕业证书后，杨登科离开了待了两年之久的教室。外面阳光灿烂，草木青青。杨登科不免有几分得意，恍惚觉得自己再也不是那受人鄙视的小工人了，而成了一名堂而皇之的国家干部。”类似的开头在您的其他小说中还有不少。这种“零过程叙事”是对传统小说的反叛。传统小说喜欢转弯抹角，欲说还休，不仅减缓了叙事节奏，也冲淡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在生活节奏大大加快的今天，小说拖泥带水，恐怕难以受到读者青睐。“零过程叙事”跟生活原生态十分接近。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直截了当的，不再允许你有一个准备过程。你进入到生活的某一节点，生活于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你结束了某一个故事，可生活并没结束，仍在继续。您的小说表达的只是主人公生活的某一个阶段，即便这个人消失了，与他相关的故事和生活还在继续进行，读者可以从任何地方读下去，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是下一个故事的起点。您认同我的分析吗？
答：我喜欢“零过程叙事”的说法。如今不仅作家写小说乐于搞零过程叙事，其他人好像也都成了急性子，什么事都直奔主题，懒得搞铺垫，走曲线。过去的人想往上爬，一靠工作，工作做得出色，才会引起领导重视；二靠做人，处理好人际关系，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组织上来考察时有人说你好话；工作和做人都不咋的，还有一条，熬资历，十年媳妇熬成婆，轮也该轮到你头上。现在的人觉得这样麻烦，干脆搞“零过程进步”，可以不要工作，不要群众基础，连资历也去他妈的，想往上爬，直接到重要人物家里送大钱，省心省力省时，效率高得多。想发财也懒得搞原始积累，“零过程致富”最实在。具体办法是空手套白狼，买通关键人物和银行，先弄到大项目，倒卖出去，回头再去贷大钱，再弄项目变现，几番倒腾，不成亿翁，人民群众都不答应。有朋友给我提供过一百元钱致富法，说他认识的好些亿翁就是这么起家的，我一直想试试，只是要写小说腾不出时间。若连套白狼都嫌多余，干脆喊两个兄弟，拿着刀枪直接去抢银行，那钱来得更快。想出名也简单，“零过程成名”比较适用。归纳起来是两句话：女人成名靠乱搞，先上床，后上戏；男人成名靠搞乱，你骂我，我损你。能耐都体现在一张嘴上，谁口水多，谁占上风，赚眼球。连男婚女嫁也省了过程，搞“零过程速配”，完全不用谈恋爱，不用山盟海誓，什么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什么两情若是长久时，岂在朝朝暮暮，通通的见他妈鬼去吧，只要男有财，女有貌，白天相见，晚上就可零距离接触。
见人“零过程”也功成名就，财色均占，我肖某人自然也眼红得起血丝丝，经常气得发无名火，骂无名娘，恨不能也美美地“零过程”一把，做他妈的一回成功人士。可我还算有些自知之明，清楚自己压根就不是这块料。天生弱智，实现不了零过程进步；胆子过小，搞不成零过程致富；反应迟钝，不可能零过程成名；脸皮和家财都不够厚，没法跟人零过程速配。最后也就剩下零过程叙事，还可小试身手，于是日日青灯黄卷，冥思苦想，才弄了几个叫做小说的玩意儿。看来是什么虫，就只能蛀什么木，这人呐，想勉强是勉强不来的，该认命还得认命。
这是不是有些油腔滑调？油腔滑调显得不正不经，也缺乏学术色彩，跟高雅的文学话题确实不太相宜。只是我觉得谈创作太庄严，脸上肌肉不好控制，容易板结面皮，开开玩笑，可以活络面部神经，以免患面瘫。现在不用担心患面瘫了，我再说说这个“零过程叙事”。这个办法的好处确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可将读者尽快带进故事情节里。小说还是离不开故事情节，读者早进入故事情节，能早些调动起阅读快感。也许除了教科书和工具书，读者买书读书，主要是冲着那份精神享受去的，决不愿意花钱买罪受。尤其是厚重的长篇小说，读者的期待肯定不低，作家没必要跟读者过不去。有些读者给我打电话，说每每买到我的新书，先舍不得看，要等到双休日，先推掉一切应酬，关上手机，然后泡壶好茶，掏包好烟，放到触手可及的书桌或床头柜上，再打开书本，从从容容进入阅读。这些电话常让我感动，我更没理由辜负读者期望，也不想用废话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所以每次下笔写小说，总会琢磨个有些意思的好开头，让读者能尽快进入阅读快感之中。这也许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不应该忽略的吧。
问：在长篇小说《心腹》里，杨登科为了实现自己登科转干的梦想，极尽钻营之能事，几经波折终于梦想成真，由边缘人至局长司机、局长心腹，再至办公室副主任。可正当其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际，却因为自己受贿和替局长顶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发现妻子已投进自己顶头上司董志良的怀抱，杨登科幡然悔悟，毅然决定撕破董志良道貌岸然的面皮，检举其贪污受贿的罪行。被顶头上司视为“心腹”的杨登科，他的觉醒不是来自神圣的法律或精神救赎，而是一种原始本能，即顶头上司与妻子的苟且冲破了“道德底线”。按照您自己的解释，杨登科其实是一条可怜虫。小说写的也就是这条虫子怎样钻进局长肚子，终于成龙的过程。您在小说后记中说杨登科“只是成了一条小龙，本来是有成大龙的可能的，但最后还是成不了。成小龙在人，成大龙在天，那是没办法的。就是由虫变小龙的过程，这根虫也不知蜕了几层皮，也是异乎寻常的艰难”。您似乎对杨登科充满了人道的同情或怜悯。我记得卡夫卡也写了一条异化的虫子：推销员格里高尔。不过这条“虫子”只是直接象征，“虫子”压抑的声音、扭曲的心态及所作所为都已人性化，给读者针刺透心的感觉。您作品中的小人物虽然没有用“虫子”来命名，他们的行为动因、心灵阴暗、情感诉求和表现形态却与“虫子”无异。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清楚地知道改变不了自己扭曲的灵肉，您作品中的人物却没有这种清醒的“主我”意识。丧失这种意识，也就丧失一种批判，丧失一种超越，直到丧失行为底线，他们就会一如既往，甚至变本加厉地在扭曲而拥挤的官场文化上越走越远，成为可怜的牺牲品。这是一种更深更大的悲剧？
答：写作《心腹》时，我并没想起过卡夫卡的《变形记》。《心腹》成稿后，意犹未尽，感觉还有话要说，道家和民间某些说法也进入脑袋，才写了一篇题为《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的自序。您从《心腹》里的杨登科，联想到卡夫卡笔下的格里高尔，那个一梦醒来突然变成巨大的甲虫的小职员，这确实让我觉得很有趣。说杨登科是中国式的格里高尔，多少有些道理，两人同样是小人物，同样被生活和现实扭曲得变了形。只是卡夫卡用的是超现实主义手法，荒涎奇诡，魔幻怪异，有些《聊斋》的味道。我用的是老老实实的现实主义手法，属于真实生活的复制，虽然小说里也有夸张，甚至不乏荒涎意味。也许正因如此，读者对《心腹》往往容易形成绝然相反的看法，喜欢的认为深刻到位，道尽了机关小人物的卑微心态，杨登科属于不可多得的文学人物形象；不喜欢的认为写得有些过，不就要做领导心腹和转干登科吗？杨登科没必要那么出卖自己的灵魂。读者怎么理解，有读者自己的自由，作家把作品交出去后，就由不得作家本人了。感到庆幸的是，不管意见如何，仍有那么多人喜欢《心腹》。
不过我不敢在《变形记》与《心腹》之间划等号。《变形记》是世界级大师作品，《心腹》不过是中国级小师作品。好在《心腹》是我真实感情的流露，表达了我最想表达的东西。我曾坦言，我本人就像书里的杨登科，是条不起眼的小虫，在这个世上摸爬摔打几十年，也没成什么气候，最多只能算是条小小的滚地龙，成大龙别去指望，更不用说成飞龙天龙抑或恐龙了。其实芸芸众生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注定只能做小虫或小龙，成大龙的永远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其实龙多了并没好处，尤其是大龙飞龙天龙恐龙多了，这世上恐怕也就难有安宁了。老话就说天上龙多不治水，地上官多不太平。到处是大龙巨龙，天天风起云涌，雷雨交加，小民们就会遭大罪，受大难。所以我骨子里对小虫或说对我自己，并无半点菲薄，倒是充满同情和自怜。谁也不容易，尤其在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中，机关小人物，社会边缘人，实在太不好混了。而我们的聚光灯和眼球总是追随着那些风云人物，电视空间，报纸版面，何处没被强势群体占满？偶尔碰上一两个小人物，也是被当做被同情被救助对象，用以陪衬强者的。那么作为一个有些良知的作家，难道不应该为这些弱者，说穿了也就是为自己仗义执言吗？
问：如果说《官运》让您文运亨通，那么《位置》则使您在文坛的位置更加牢固，可说是您的代表作。这部四十五万字的长篇2003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成为近年为数不多的最畅销小说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机关小说”。2006年又由新华出版社再版，再度畅销。评论家特别是读者和出版界都认为，《位置》一书让您进入由王跃文、周梅森等人构成的“反腐文学”或“官场文学”创作的一流作家队伍，称赞它是与《国画》和《羊的门》比肩的好读而又有深度的力作。面对这么高的评价，您是不安还是心安理得？
答：《国画》和《羊的门》当然是了不起的好作品，就我所涉猎过的近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里，还真没有太多比这两部小说更有意思的作品。请注意我的用词：有意思。有些小说很技巧，很深刻，甚至很大气，可读起来没什么味道。有些小说很抓人，一口气能读完，可读完也就读完，什么也没给你留下，觉得白浪费了两天时间。这就是没有意思的作品。我说《国画》和《羊的门》有意思，是它们二者兼而得之。《国画》好玩可乐，读着开心，读完后回味无穷。《羊的门》题材独特，人物鲜活，寓意深远，让人震撼。说实话我读别的长篇小说，包括大学教科书上规定要读的名著，都没有像读这两部长篇时那样惊喜和快乐。如果由我和读者来写文学史，那是一定会把这两部小说写进去的，顺便也捎带上另一部长篇小说《位置》。
这话等于认可了大家对《位置》的评价。我这可能有些狂妄，一些人肯定要不高兴。不过狂妄总有狂妄的理由，还要我敢狂妄。《位置》没有《国画》影响大，没有《羊的门》那么受评论界关注，但至少还算部有些意思的小说。它好读好玩，可以给阅读带来快感，有喜剧色彩，又不乏悲剧意味。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给中国文学人物画廊提供了一组特殊的特定环境里的特定人物形象，尽管没人指定由我来提供。这当然得益于我个人特殊的人生和职场经历，这是别的作家不可能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位置》里的人物，特别是主人公沈天涯，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家作品里的人物，他所处的财政局预算处长的位置非常特别。那是政府核心部门里的核心角色，说官是官，说吏是吏。到了那个位置上，权就是钱，钱就是权，权和钱交织在一起，注定了人物命运的复杂性。权和钱容易给当事人带来许多好处和乐趣，沈天涯也就喜不自胜，乐此不疲，整个小说氛围充满喜剧效果。可权与钱又是两面夹墙，一不小心，人就会夹在中间，进不是，退也不是。沈天涯就这样在权与钱的共同作用下，被挤压得变了形，最后衍生出另一个沈天涯，一个新的特殊物种，小说也因此呈现出悲剧意味。这就是《位置》的繁复性和丰富性，也是我对它还有几分自信的地方，至少里面新鲜而多彩的生活元素，让一部小说的品位不可能太低劣。这也许正是许多读者读过《位置》后，总是耿耿于怀，念念不忘，情不自禁还要去寻找我其他小说的理由之一吧。
我本人看重《位置》，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写作这个小说时，我得到过太多的乐趣。这是《官运》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官运》主要经营故事情节，我的生活积累动用得比较少。到了《位置》，我的着眼点主要放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上，整个写作过程，那些烂熟于心的人物和事件不请自来，纷纷流入笔端，我不假思索，只顾一路写将下去，那么顺其自然，又酣畅淋漓，实在是一次充满喜悦的精神之旅。都说高职不如高官，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作家就是因为不怎么高兴才去写作，把自己写高兴，让读者读得高兴，我觉得这就是写作的最大意义之所在。所以我非常感谢《位置》，它不仅为我赢得非常广泛的读者，替我带来不菲的版税，更让我觉得没白做一回作家。
《位置》之后，我的写作也就没有那么畅快了，得尽量避免用过的素材和感受，能推陈出新，至少不能让读者有雷同感。这是一个作家，尤其是我这样的多产作家的为难之处。有些作家终其一生，只能写一两部长篇，有的成名作就是代表作，以后再写便难有起色，实在太正常不过。我没有什么野心，不敢说一部比一部好，但我力求一部与一部有所不同，还得尽量让读者喜欢。我的办法是选择不同角度，寻找新的人物，尽量做到写法和风格的多样性。我是带着实验的手段来处理不同小说的，有的厚实，有的宽宏，有的精深，有的纯粹，有的芜杂。好在《位置》之后，另几部长篇仍有众多读者喜欢，销售业绩不差，这也就算对得起自己和读者了。
问：您总是在小说中融进一些思考，这些思考没有着眼于生活的表层或生活本身，而跳出生活原点，从精神的哲理的文化的和人性的维度，去分析生活，烛照生活，洞察生活。您没让复杂的生活表象遮蔽自己，往往透过这种表象，抓住跟表象相关的深层次问题进入追寻或探源，让人读后或会心一笑，或若有所思，或觉意味深长。比如《位置》里有这么一段描写：“调整市直属部门班子是组织部的事，廖文化不太关心，但沈天涯给的大中华却很能打动他，他拿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又放鼻子底下闻起来，说：‘大中华就是大中华，光闻闻就感觉不一般。今天沈处可把我的档次给提高了。’沈天涯说：‘给两包大中华就提高了你的档次？’廖文化说：‘这方面我可有研究，看领导司机抽的烟就知道他的领导是什么级别。’”通过这样一个细节，读者立即意识到您的创作图意，正如您后记中所说：“原来机关也是一个适者生存的生态场，不仅要看能力，还要看能耐；不仅要讲工作，还要讲操作；不仅要懂得卖力，还要懂得卖乖。另外还得有定力，要稳得住敖得起，这才能够谋到一个好位置。”这样的情节，这样的话语，展示的虽是生活的表象或局部，但隐含的却是一语道破天机的官场生态。换句话说，官场“位置”的取得既不能没有本事，没有自己的努力，又不能不拉关系，仅靠个人的努力；既要溜须拍马，又要忍辱负重；既要精于算计，又要学会藏拙。且“位置”总是处于非稳定状态，在不断变更，降与升，祸与福，毁与誉，都在飘忽之中。这部作品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官场中人，在各自“位置”中进行的带有黑色幽默的化妆舞会，在虚拟和真实的名利场中对权和利的执着追求，而当追而不得或得而复失的悲剧一再上演的时候，谁是这场人生闹剧的获益者？谁是这场人生角逐的胜利者？我不知道。您能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吗？
答：这就是我在上个问题里说到的小说的丰富性问题。我觉得小说离不开故事和人物，可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只是手段，目的还是表达故事和人物背后的东西。故事好编，生活中的奇闻异事多的是，取之不尽。有头有脸的人物也不难拿捏，作家自己就是人，可以以己度人。有些作家以为官场小说好销，也想弄官场小说，又不熟悉官场，怎么办？只好拿男女关系说事，里面官员没一个不是色鬼，好像除上床，再没别的事可干。官场也有狗男女和各色丑闻，这我不否定，可这只是官场的附属品，远不是官场的本质。权力才是官场的本质，官场永远只可能绕着权力这个核心打转。离开这个本质和核心的东西，也就不再成其为官场。而隐在权力背后的则是人性和文化，也就是说文学最要表达的，是紧绕权力所展开的人性表演和文化折射。因此要写官场，先得明白官场中人是怎么获取权力、经营权力和理解权力的，以及为什么会这么去做。据出版部门和刊物的行家说，中国如今写作官场小说的作家数百人，可真正熟悉官场又懂得官场，能把官场写好写透写出深度，从而受到读者广泛认可的，也就那么几个。
《位置》里的“位置”实际上就是无形的权力的物化形式。我就是通过这个有形和物化的位置，来展开对无形的权力的叙述和剖析的。我太熟悉这些位置上的人物，深知他们对位置的渴望和依赖，描写起来也就心中有数。当然我并没仅仅满足于此，觉得位置背后的东西更有意思，乐意进行深度解剖。这得益于我独特的人生历练和独立思考，如果年龄不够，入世太浅，思考得又少，对世故人情和世道人心是不会有独到认识的。没法想象，一个小说家历练不够，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书又读得少，能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我总是力求找出故事背后的东西，要我为编故事而去编故事，我做不到。我很佩服一些作家，拈笔于手便可开写，一天随便就是上万字，一两个月出一部长篇。我就接触过这样的作家朋友，一年可写好几部长篇小说，至于这些小说有没有意思，可以不管不顾。我一定要对生活深思熟虑，找到故事真正的价值之后，才敢动笔。我的小说里经常有些不乏哲理的闲笔，能让人若有所思，或会心一笑，或喟然而叹，读者比较喜欢。这些闲笔看似不怎么经意，其实是我对生活深度思考后得出的人生感悟，我把它们写进小说，一方面可增强阅读快感，另一方面还可加深读者对人物的理解。围棋里有厚势一说，这种写法，是不是也可增加作品的厚势？
问：您在《位置》后记中道出过该书的创作动机：“机关人的全部本事，是没有位置要争个位置，没有权力要弄出权力来，权力不大要耍出大权来。也就是说位置是前提，有了位置一切就好办了。那么位置是领导给的，首先必须取得领导的青睐，你在领导心目中有了位置，领导自然就会给你位置。有了位置就有了权力，反过来又有了谋求更好更重要位置的可能。这叫做有位才有为，有为才有威，有威才有位，拆开说是有位置才有作为，有作为才有权威，有权威才有地位。因此一旦从位置上下来了，却不仅仅是权柄缺失，连氧气也缺失了，呼吸都将变得困难起来。这只要看看那些实权在握的机关人从位置上下来后的情形就一目了然了，他们一个个脸色苍白，眼斜嘴歪，不是心不平就是气不顺，原来是位置挪走权力旁落后严重缺氧所致。”这段话把官场游戏规则写得精确生动，入木三分。同时您认为自己在沈天涯身上倾注了太多的理解、同情，甚至怜惜，觉得做一个机关人真是太不容易了，因此您试图在《位置》中写出三味人生：“机关味，烟火味，人情味。”我想问的是：第一，您的创作目的达到了吗？第二，如果这个创作目的在创作之前就在脑海里酝酿许久了，那岂不犯了“主题先行”的大忌？第三，在谈到写作习惯时，您告诉我，您写长篇一般要把主要人物的开头和结尾想好，可如果创作的人物活了，您硬要将某个人物按照事先设计的方式去生活，弄一个光明或悲惨的结局，岂不有悖人物性格的自然发展，使人物应有的丰富性、生动性和真实性大打折扣？
答：位置就是权力，人在机关或说官场，不追求位置又追求什么呢？官场中人追求位置没有罪过，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事实也只有到了一定位置上，你的官场人生才可能实现最大化，伴随位置的上升所带来的种种精神和物质的满足，倒是另外一码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常情常理常态，更是常识。人入官场，不谋求位置，不是脑袋进了水，也是先天弱智。位置有大有小，有好有差，做上科长，肯定会盯住处长位置，做到处长，自然要盯住局长位置。哪怕是个打水扫地的工人，也想着早日转干，做上体面的科员，没谁甘心一辈子做工人，尽管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有句话说，领导也是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什么社会关系就会成就什么人格。官场人格就是力争上游，找个理想的好位置，位置太低太差，到了位置比你高的人面前，你的人格都会打折。一次上面来了一位三十岁的处长，市里照例要汇报工作，有位老科长比较勤快，几次点头哈腰去给那位年轻处长添水。这很正常，上级领导辛辛苦苦下来听你汇报，红包大小是能力问题，周到与否是态度问题，客客气气给人递烟添水，也是主人应尽的义务。可我却很是过意不去，那位老科长都五十大几快退休了，低眉顺眼添好水后，年龄属于老科长儿子辈的年轻处长感谢都不肯道一声，脸上的肌肉一直僵着，仅用眼角余光瞥了瞥老科长那低着的头发稀疏花白的脑顶，那派头像电视里的皇上一样。老科长也许早习惯了这种不屑，好像什么也没意识到，我却在一旁心酸了老半天。这就是年轻处长和老科长不同的人格。
所以我对沈天涯们汲汲追求想要的位置，非常理解。说准确点，也是理解我自己，自己本来就是过来人嘛。这也是我要演绎的三味小说，在小说人物身上融进复杂的人生况味，再现丰富的机关和官场真实。我想这个目的是基本实现了的，不然读者也不会对我的小说感兴趣。读者读你的小说，事实就是在读他自己，读他对现实人生的理解，你的小说只不过为他提供了一个打开现实人生的契机和窗口。当然这还不完全是小说的主题，小说主题多元得多，繁复得多。
构思小说时，我会事先预设好人物和故事发展走向，做到心中有数。至于人物和故事是怎样沿着这个走向，抵达终点的，就不是我能把握的了。这也许是我的小说总写不短的原因。生活本来就那么复杂多样，我又总想还原生活的真实和复杂，也就得多费些笔墨。这正好有利于人物性格发展，丰富作品的内涵，而不是您所说的会大打折扣。我这个办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好戏留到后头，读者读完后感觉强烈，余味无穷，下次见了你的小说，忍不住还想看。有些作家的小说为什么越到后面越弱？就是没有想好后面的好戏，龙头起，蛇尾梢。
问：您在长篇小说《待遇》写到，杨家山刚从地委副书纪的位置上退下来，便无人理睬，住院没谁肯去看望，而龚副局长、贾副局长因有了权力，立即露出小人得志的嘴脸。冯国富无权和有权时，周英杰对他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您像一个出色的建筑师，恰到好处地运用小说的元素，通过对机关原生态的“厚描述”，让读者看到了官场中人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表下的奸诈、势利、无耻。在这里，人性的善良与险恶、私与欲、美与丑暴露无遗。作为当下官场集体镜像之缩影，冯国富等人只有离开权力场域，才能真正卸妆，脱掉面具，不再表演，回归自我。哪怕这个“自我”真实得有点丑陋，让人痛疼，毕竟这是“我自己”。这是冯国富们的悲剧，也是官场的宿命和悲哀。
我感兴趣的还不是您小说里的故事，是您对故事的提炼和生发，对故事开启或者结束以及运行过程中的理性演绎。您在坚持叙述的同时，颇为自得地增加了诸多议论，虽然这种议论不是无感而发，是建立在深厚的事实描述的基础之上；虽然这种议论伴随着您的经验和深刻的思索，给人以醍醐灌顶的感觉；虽然这种议论有如夜行人在黑暗中摸索，突然见到亮光，找到了出路一般……但我仍要说，这样的议论还是越少越好。因为议论不仅延宕小说应有的节奏，使原本紧凑的故事情节舒缓下来，更为重要的是过多的议论令人生疑，使指向多种可能和多种体验的意义符号，转向了以作者思想为导向的单一的、扁平的线型意蕴，大大阻塞了读者想象的空间，降低了文本的精神深度。不知您是否同意我的说法，或者是否意识到这个局限？
答：非常同意您的想法，小说里议论太多，确实会对阅读造成一定影响，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我不是每部小说都大发议论，大部分小说议论并不怎么多。主要是《待遇》和《意图》两部小说里的议论较多，基本是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将议论融入叙述，很少游离人物描写，另发议论。这也是我明知故犯，自作聪明，用湖南话说，想充狠。我觉得靠故事情节吸引读者，是作家的本份，没什么了不起的，有时若弱化故事情节，发发议论，也能让读者读得下去，那才叫高明。自作聪明是要冒些风险的，肯定有读者不喜欢我这么做，议论还是少发慎发为好，尽管也有读者喜欢。我曾在网上看过读者将我的议论大段大段摘录下来，转发给朋友，还有些读者把我书中的议论当做格言，摘上一大本，拿到我办公室来给我看。
至于议论会延宕叙述节奏，舒缓故事情节，也确是事实。当然也可换个角度想想，这议论也许并非一无是处，可能还是有些作用的。我就发现，适当的有意思的议论，不仅不会伤害故事，还会丰富故事，增加作品意味。唐诗登峰造极后，宋人没法超越，以议论人诗，又开出诗的新境界。东坡《题西林壁》差不多句句议论，也不失为千古绝唱。小说夹进议论，到底是好是坏，我觉得是个度的问题。我的小说之所以让您觉得议论过多了，自然是用得太滥，以后再不能这么放肆。事实是到了我的第六部长篇小说，议论已经非常少了。感谢您的提醒，以后的创作中我一定加倍小心。
问：作为一个以民间立场书写者自居的作家，我觉得您的作品在对官场生态进行精细描绘的同时，总是试图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一种合乎理性的深度分析，许多时候，这种分析增加了小说的张力与质感，增加了小说的穿透力和震撼力，让人觉得您就是那个观察显微镜的检验医师，当然您检验的标本是生活。虽然您拥有这种高明，却并不居高临下，相反您对从生活中检查到的种种病变给予同情和怜悯。比如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意图》，您通过以幼儿园园长卓小梅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与以市委书记魏德正为代表的强势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充分再现了草根阶层的生存状态和艰辛困厄，我和读者一样，从中看出了你作为作家应有的良知和悲悯情怀。这也是你能深受读者敬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您另一部长篇《心腹》，对机关弱势群体也就是机关小人物的心态进行了细致人微的刻划，有时甚至让人心惊。《心腹》里这样一段描写：“陈局长尽管身为领导，天天听的都是奉承话，但耳根还没麻木到真伪不分的程度，知道杨登科说的并不全是真心话，而是拍他马屁的。但不知怎么的，这话听着就是舒服。拍马屁这个词有些难听，可世上却鲜有不喜欢被拍马屁的主。至少人家拍你马屁比骂你娘受用。何况不是谁的马屁都会有人来拍的，杨登科就从没见过谁拍过工人、农民的马屁。”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自警意识”，这种意识使小说主人公在一次次自轻自贱甚至自毁过程中，得到心灵安慰和精神救赎，也使作家自身压抑的情感得到解脱或释放。明知杨登科的奉承话出于违心，陈局长仍能“愉快”接受，那么某一天杨登科送上的不是奉承话，而是金钱、美色或其他东西的时候，他仍可以“愉快”接受。杨登科没有见过谁拍工人、农民的马屁，是因为这些人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既没有话语权，更没有主宰他人命运的能力，只能受制于人。这就是民间立场。这种民间立场带着深刻的现实批判锋芒，其精神救赎的指归是通过一种自嘲或自省来完成的，将作家、读者和小说主人公置于共时的震荡中，读者在享受阅读消费带来的快感时，也体味出社会和官场生态的艰辛无奈。您如何看待我的这种分析，或者说，您所持有的民间立场的书写理由在哪里，社会和官场生态的精神救赎又在哪里？
答：说到作家的民间立场，我觉得不仅跟创作题材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家对生活的理解。有些作家写农村题材，把农民写得欢天喜地，无视农民对工业化做出的巨大牺牲，无视这种牺牲给农民留下的痛苦，这就不是民间立场。相反我写官场，对官场生态不健康因素进行批判，希望体制慢慢健全起来，政通人和，国富民强，大家衣食无忧，居有定所，就是民间立场。这个理念在《意图》里体现得最充分。这个作品里，我描写了几股力量的抗衡：民与官，小与大，弱与强，贫与富。抗衡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更是宿命的，我无能为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对这几股力量的叙述，给读者呈现一幅复杂的世态图，供人思考。《心腹》里的杨登科是机关里的弱者，能给予这类人物以关注，本身就是一种民间叙述姿态。我曾将自己几部长篇小说做过定位，《官运》写的官，《位置》写的吏，《待遇》写的退（退二线领导），《心腹》写的仆，《意图》写的民，手头正在创作的长篇写的僚。六部长篇就有三部写的是弱者，这应该可以表明我的立场了吧？其实我的多部小说是可以对应着和联系起来阅读的，每部小说都有一个重心，可彼此并不孤立，组合在一起是一个有机整体。
至于对社会和官场生态的精神救赎，作家实在无能为力，说白了也不是作家的责任。存在决定意识，官场和社会生态得不到改善，谁的精神都不可能得到救赎。我曾通过《位置》里的人物，分析过这么一种世象：如今谁心里都不平衡，谁肚里都有气。没赶上趟的有气，赶上趟的也有气；没占便宜的有气，占了便宜的也有气；没爬上去的有气，爬上去的也有气；默默无闻的有气，大名鼎鼎的也有气；受穷的有气，富了的也有气。反正大家气都不打一处出，恨不得把地球给炸掉。这是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是个重大社会课题，作家能做好这个课题，政治家企业家经济学家，还有那么多体制内的专家学者不都得失业？
问：您的小说都有一个有意味的名字，大多是社会流行的核心词，也是官场内外的关键词，或者说是当今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焦点和热点词，比如《官运》。说真的，人在官场，谁不关心“官运”？与此相对应的当然还有财运、色运之类，都是祝福语、流行话，也是十分敏感和纠缠不休的话题。而“心腹”、“待遇”、“意图”和“位置”更是从心理的、精神的层面彰显出作品的质感和厚重，让人一见心动，一读心惊，一想心怵。我知道您从不轻视书的畅销，也从不回避自己是一个畅销书作家，您甚至透露说您的小说越长越有读者。从您已出版的书名上能分析得出，您是冲着读者的阅读心理和阅读期待去的。可我和一些朋友也从您书中读出了一些粗糙，包括一些叙事的反常和情节的失真，并认为过于在乎读者（特别是一味迎合读者）必然会牺牲一些自我追求。您难道不担心自己的作品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后，当这些流行词和社会热点时过境迁，读者是否还有阅读的兴趣？您是否有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经典，或者说在您已出版的作品中，您充分信任某部作品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答：给作品取名是门艺术。取个好书名，无疑有利于作品的流行。我给作品取名的基本想法，一是实在，书名跟作品内容相符，让读者见书名就知书里写的什么，决不搞模糊哲学，叫人不知所云，不得要领；二是通俗，一看明白，不掉书袋，假装深沉，且口语化，听去也好理解，读者跟人说到你的书，不需多费口舌，多加解释；三是贴近现实，如您所说，用社会焦点词或热点词作书名，以引人注目。这些属于一级机密，有作家朋友揣着红包上门请教，我都没透露过半句。我出版了十多部小说，因不言自明的原因，从没做任何炒作和宣传，连作品讨论会都没开过，却一印再印，一版再版，广为流行，全靠读者口口相传，其中书名通俗易解，吸引眼球，应该也是个重要原因。
我从不回避自己是个销畅书作家，相反非常乐意接受这个美誉，尽管组织上从没给我颁发过畅销书作家荣誉称号。有人说我的小说好卖，比说我是文联**，或说我的小情人漂亮性感，更让我激情澎湃。中国境内的大小文联**多的是，小情人漂亮性感的作家也不乏其人，可不是谁做上文联**，或逮上个漂亮性感的小情人，书就卖得出去的。我不知道作家为什么要回避这个美誉，书能畅销又不是大姑娘跟有妇之夫偷情，人后偷着乐，人前却讳莫如深。恐怕也只有写不出畅销小说的作家，才回避自己是畅销书作家。不回避还不行，出过的书都堆在出版社或自己家里，也说自己的小说如何畅销，没谁相信。我见得可多了，有人为表示客气，说读过某作家的书，某作家顿时感激得鼻涕泡直冒，恨不得给人下跪磕头。到底书好卖，有人肯读，不应该是件坏事，就像厂家不会视产品行销为倒霉事一样。我们当然可以摆出千条万条文学不是普通产品的大道理，可有一条谁也不好否认，那就是写文章总得给人读。不给人读的办法很简单，写完后一把火烧掉，别交出版社出版就是，用不着等出版社把你的书印好后，再要人家锁进仓库，不往书店发货，或书到了书店，再买通营业员，坚决制止读者购买，哪个读者吃了豹子胆，硬要掏钱买你的大著，棍棒打出。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销畅作品都变成了劣书的代名词，好像只有那些谁都不理不睬的书才是精品力作。当然也有靠揭丑抹黑和拳头加奶头畅销一时的，这不在今天讨论范围。我的作品有批判，却从没揭过谁的丑，抹过谁的黑，不靠拳头加奶头打天下。我老老实实写生活，只不过这些生活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甚至亲历亲为过的，读者喜欢怪不得我本人。我用不着耍花枪，使手段，哗众取宠，欺世盗名。读过我小说的读者都知道，我的小说从内容到文字都很干净，就是故事需要写到男女情爱，也比较节制。不可否认，劣书偶尔畅销几天的事情不是没有，可想真正和长久赢得读者，可能性并不大，到底读者不是阿斗。应该说销不出去的作品不见得都是劣书，有些好作品确因种种原因，一时难于流行，也在所难免；畅销作品也不见都是好书，有些东西完全是恶意炒作才销畅一时。不过我的作品不是炒出来的，是读者的自觉认同和理性选择。我十年前发表的多部中篇，至今还有报刊转载，多家出版社仍在以不同形式继续出版。五部长篇小说，除2006年才出版的《意图》，其他四部初版合同快到期，多家出版社就争着找我拿出版权，现已第二次重新出版上市，再度畅销。前面说过，作品畅销不是少数个别人决定得了的，得千千万万的读者说了算。部分读者没眼光，看花眼才看上我的书，这种情况不好排除，可也不好怪罪所有读者的视力都有毛病。读者一时没眼光，上当受骗买了我的《官运》，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可此后仍然不长记性，又很没眼光地再去找我的《位置》、《心腹》、《待遇》、《意图》和其他的书，一而再，再而三地甘愿上当受骗，这又怎么解释呢？
看来老怪读者，老与读者过不去，一点用处也没有。当然有读者缘也是可遇不可求的，重要的是你得通过作品，给读者提供些什么。不能给读者提供什么，又想要读者喜欢你的作品，世上难有这样的美事。作家都会在乎读者，不在乎读者的作家也许有，估计都是口头上不在乎，心里在不在乎还不怎么好说。迎合读者的说法有些难听，其实还是在乎读者的意思。世上难找故意与读者过不去的作家，除非他是天人，在给神仙写作，才打死他也不肯迎合或在乎读者。关键是你迎不迎合得来，在不在乎得有水平。迎合和在乎得有水平，作品有人喜欢，能畅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莫非你还会把出版社开给你的版税扔到马路上去？反正我不会，每次出版社开给我版税，我就屁颤屁颤双手送到老婆手上，讨得她老人家欢心，做好饭好菜侍候我作家大人。至于下次写了书，出版社要拿我的书稿，我还不见得谁都出手，先得摸摸出版社的底细，看看人家的家底如何，如果债务累累，出你的书赚了钱却开不出版税，拿去填了别的窟窿，我是绝对不会把书稿给这样的出版社的。
作家也是人，还是非得吃饭拉屎的俗人。俗人都会见钱眼开。作品好销，给出版社赚了钱，让印刷厂的工人有事可做，自己还有版税进帐，实在是再爽不过的事。版税都要扣税的，自己也成为堂堂正正的纳税人，可赎走些几十年只吃税没纳税的原罪。同时还可赢得自由人格，包括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做个作家或文人，最渴望的不就是自由两个字吗？有人为自由故，连生命和爱情都可抛掉，我写上几本书，就赢得了自由，顺便还留下了自己的狗命，也不用担心爱情的失去，又何乐而不为呢？一自由，也就用不着去坐**台，做唯我独尊或不骄不躁的样子；用不着搞表扬与自我表扬相结合，有点动静就小题大作，弹冠相庆；用不着去贴有钱人屁股，炮制有偿文学；用不着密切联系出版社，出书时少掏些书号费；用不着评一级作家，不时给二级作家和三级作家谈创作；用不着逢人叫喊已卖身富婆，或头天批完美女作家，第二天又自封美男作家，到处做鸭子状；用不着拿什么大奖小奖，又生怕人家不知道，老暗示自己是获奖作家。我也曾以获奖作家自居，一见非获奖作家，就嘴角往下撇。那是光荣而又难忘的一九九七年，我得了个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高兴得初闻涕泪满衣裳，拔腿就往北京跑。可拿到奖金，一看才一千元小钱，连来回路费都不够，还得倒贴老本，一下子泄了气。从此谁动员我评这奖那奖，我一概婉拒，不予理睬，除非像诺贝尔文学奖一样，事先告知奖金额度，够买来回机票。
感谢您能直言我作品里的不足，前面说过朋友面前不说假，这才是朋友。我常标榜自己是说真话的作家，自然也希望朋友们对我的作品说真话。闻过则喜，我没这个境界，闻过不怒，忍住不老拳相向，还是有这个风度的。我会认真检讨我作品里存在的缺点。作品中出现反常和失真情况，可能是有时夸张得太过的原因。文学讲究精益求精，讲究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这是每一个作家都应该遵循的准则。今后力求将作品打磨得更完善些，少些谬误和硬伤。我的小说尤其是字数较多的大部头，有些人物和细节肯定处理得不够细腻，甚至违背常情之处也不好排除。《心腹》里杨登科为讨好主子，不惜自残，就有人认为有些过。《官运》主人公高志强抚棺哭丧一段，也太夸张，好像有些失真。不过也有读者叫好，认为只有这样，才会给人强烈感觉，留下深刻印象。有家发行量非常大的非文学刊物，还将高志强哭丧一段列入2002年中国长篇小说十大经典细节之一。也许长篇小说本是遗憾的艺术，不太容易兼顾。结构简单，人物单一，情节单纯，容易弄得很细腻很艺术，却难免小家子气，不够博大。结构复杂，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又难免粗糙，甚至顾此失彼。这有点像公园和森林的区别。公园可以装饰得很精致，很整齐，每座假山，每段流水，甚至一棵树，一株草，都可精心设计，以园艺师的意志为转移。森林却不一样，乔木参天，灌木纷陈，藤草芜杂，不是山岩生得不够美观，就是溪涧流淌得不够诗意，有的地方还那么荫森恐怖，时有毒蛇猛兽出入。文学需要公园，也应该允许森林的存在。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不断尝试，通过多部小说，既写出公园，也写出森林。有时或许既不是公园，也不是森林，仅仅是一口井，掘得较深，却做不到博大。
至于作品畅销，有读者喜欢，就会牺牲自我追求，我倒从没有这个担心。我一直和读者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我所关注的就是读者所关注的，读者能喜欢我的作品，说明我的追求比较到位。我担心的倒是我的笔力变弱后，我和读者共同的社会人生表现得不够，读者会不喜欢我的作品。当然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也不可能永远走红，让自己的作品永远受人喜欢。李杜诗篇万口传，还有让人觉得不新鲜的时候。若时过境迁，我所反映的社会人生发生变化，没人对我的作品感兴趣，也不是件坏事。那时候，“官运”“位置”“心腹”“待遇”“意图”这些词汇都成为过去式，“民主”“自由”“理性”“安宁”“公平”“公正”“和谐”这些词汇成为社会热点词乃至事实，这难道不是大好事吗？我写小说，本来就是呼唤这样的时代能早日到来，到时我的小说没人关注，又算得了什么呢？何况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躺在沙滩上，该躺到沙滩上的时候还留在水里，不一定好受。
也许是基于这个前提，我还从没考虑过自己的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有朋友也善意地提示过我，说你小说写得不少了，影响也算广泛，该考虑写部传世之作了。这话的潜台词我还是听得出来的，就是我现有的作品不可能传世。我笑说，我的小说就是传世之作呀。朋友不好吱声了，暗骂我不知天高地厚。我只好解释，我的小说传不传后世，我不知道，可传当世总是事实吧？传当世难道不叫传世么？我还要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韪，套用郭德刚的句式：就让人家去传后世吧，我负责传当世得了。
我这是不是有些小人得志？小人就小人呗，反正早有网友谐吾芳名肖仁福之音，说我是小人有福。小人有福还不得志，等到因言获罪，枷锁上身，想得志怕也得不成了。也许人们习惯了大人得志，贵人得志，富人得志，能人得志，猛人得志，吾等小人忽然也得志起来，难免有些看不顺眼。可并没哪部法典硬性规定，只有大人贵人富人能人猛人可以得志，咱小人只可挨欺遭罪受贱，断然不可得志。这下终于被我小人瞅准机会，也小人得志一回，看谁又奈何得了我。
有诗为证：东风吹，战鼓擂，我是小人我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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