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岛是个令人神往的地方。上海市里的人们，对崇明岛可是情有独钟。 他们到崇明岛已经不单单是旅游，有些人好像是为了住上几天，呼吸这里清新的空气，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因为，每逢节假日，市区通往崇明岛的长江大桥和隧道，假日初进崇明岛的方向，肯定堵车，而假期结束时，出崇明岛的方向则必定堵车。
住到崇明岛农村快三年了，合不合格不好说，自认自己已经和这里的所有乡民一样，成了乡下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般的农活已应对自如。最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现状很满意，甚至可以说活得很潇洒，也很惬意。 刚退休的时候，自己曾咬牙切齿的说，上了一辈子的班，这回一定好好歇歇，谁想过了古稀之年，又当了农民，开始这新的生活。 在中国，有一个称呼叫知青，自己就是知青中的一员。也就是说， 在那荒唐的年代，自己是上过山下过乡的。有意思的是，怎么也想不到，过了古稀之年，自己又来了个第二次上山下乡。肯定地说，自己的这个第二次上山下乡，决不是响应谁的号召，也决没有什么使命感之类，没有的。 怎么会来个第二次上山下乡吗？是纯属机缘巧合吗？仔细想来，应该不是。因为，这其中有个重要的因素，是在上海，关于房子的情结。
关于怎么个房子的情结，这还得从头说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儿子大学快毕业时，我去北京出差，去看望一位德高望重的亲戚。 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的中国，大学生可谓是屈指可数，更别说是清华大学！但是，他的人生却没有因此而风生水起，反而多灾多难。和他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正当他豪情满怀的在单位大展拳脚时，竟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而被打成右派。而后被下放到塞外的一个偏僻的农场去劳动改造。 他的最令人钦佩之处是做事百折不挠，在那种逆境之中，他却通过自己的努力力，先是把自己和全家人都安置到了哈尔滨。按说，在那个年代，一家人能离开不毛之地，进入到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冰城生活和工作，应该满足了吧！但是，没有，后来又经过多年不解的努力，他又带领全家人，回到了北京。不仅如此，还把自己的几个孩子，都安置得很好。当然，前提是，他的几个孩子都很优秀。当然也有大环境，就是那时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成功总是令人钦佩和羡慕的，这使得他在亲属群中，成了神一样的存在。
我这次去北京见到他时，他已经退休，只是还那么健谈，那么关心时事，也还是那么好客。他携全家在一个大酒店为我接风，席间，我说起自己的儿子快大学毕业了，对于儿子毕业后的去向，我想听听他的意见，这其实也是我见他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国家统一分配，已经成为历史了。 只见他没假思索，也没问我儿子的情况，甚至没问我儿子学什么专业，很干脆的说，对于刚毕业的学生，最重要的是选个好地方。用他那北京人的土话说——“是找个好地儿！” 我大受启发，点点头说我知道怎么作了。是的，关键的关键是先落到个好地方，一个能提供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
放眼全国，我选中了三个地方，即深圳、北京、上海。 干了大半辈子的领导干部，人脉和资源还是有一些的。于是，我开始挖门子找关系。 如果是那时候的后来和现在，这有什么难的，想上哪儿，自己去就时了。可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人的思想和观念还不没那么开放。比如那个时候的我，认为，不管去哪里，首先得把户口落下。 那时候我还没住在上海，而是住在河南商丘，儿子是在郑州读得大学。 到这三个地方落户，谈何容易呀！经过一番千辛万苦的努力，深圳和北京都没有取得进展，最后在上海取得了突破。那个时候，外地生源落户到上海，是有指标的，要办理审批手续。这当然同样很难，幸好我所托付的朋友能量大，又肯出死力。
拿到外地大学毕业生落户上海的审批手续后，我兴冲冲第一时间赶到郑州，是想尽快交给儿子，到学校开具派遣证。没想到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前面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大学毕业生还是稀缺资源。河南省为使毕业生尽可能的留在本省工作，搞了个规定，大学毕业生出省工作要一次性缴纳五千元的出省费。
那个时候，虽然每个月几十元这个数目钱的工资已成为了历史，但我们这样的人，每个月工资也不过是几百元，五千元对一个家庭来说，不是个小数。 得知这个规定后，儿子和那些想到省外工作的同学都很愤怒，都不想花这个冤枉钱。他们仔细研究了这个文件，找到了可钻的空子。因为文件考虑到了各种情况，里边有一条，如果在一个时间点之前，毕业生在本省找不到工作，到省外找工作，可以免缴出省费。儿子对我说，只要拖到那个时间，就可以不用缴出省费了。我想了一下，觉得进上海的批件既然没限定时限，这样也耽误不了什么事，就同意了儿子的做法。
当天，我便乘火车从郑州返回商丘。那时候，还没有动车和高铁，郑州到商丘四百多公里，快车也要三个多小时。火车上，坐我对面的年轻人很健谈，也很有见识，旅途无聊，我们就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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