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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叫洛菱，小时候被同村人说有疯病、傻病。三岁了，不会叫人，不会说话，只会咧嘴傻笑，问什么也答不出。“这在骨髓根上的病”，父母也认为无药可治，就把她卖给钱家，走时还不忘叮嘱一番：“别让她和你们吃同席饭，小心沾了病根儿。最好啥也别管，看这贱命自己造化。”钱家人有几分惧色，还真照做了，全家上上下下几十号人，见到她都躲着走。只有津和，很是怜爱这个挣扎的小生命，就把她安置在自己房里，当作亲妹妹疼。洛菱听二少爷念书，就一言不发歪着小脑袋在旁边听，很多时候不自觉的就把文章一字不落的记了下来，让津和颇为惊喜，全家人对她的印象也有所改观，就连当初最嫌弃她的钱振鸿都不得不承认这小丫头“尚存几分天资和灵气”。
当津和慵懒的走出房，其母张璧莺和几位丫鬟已经拥着一位打扮俊俏又不失保守的女子走来了——那就是白湘仪。那个不等他记事起，父母就为他安排好的女人。
“给二少爷问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来，湘仪心里早就明白了礼节。
津和很敷衍地鞠了一躬，满脸写着心烦和不耐。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姑娘回回来都这么不情愿，你们往后可是要一起过日子的人。”张璧莺一边拉着湘仪落座，一边数落津和，“还不是被这疯丫头染了病，小时候多机灵的孩子。自从这洛菱入了房，就呆头呆脑的，问啥也不理了。”
津和一听这话，眉头紧锁地拉着洛菱回了房——他不想让洛菱再多听一个字。他自己也不想再多听一个字。
张璧莺还在念叨：“这孩子，平时一副呆呆傻傻的样子，真说几句，还来了劲。”湘仪只得在一旁低头不语。
他一点都不傻，真的。只是在精明的父母面前，他只能装傻。当他关起门可以做自己时，就开始了无人之所悟及的思考。他想到父亲和哥哥苦苦求学，却无法左右自己和家人，更无法左右钱家的命运。他不解洛菱明明很聪颖，为什么要被扣上“疯病”的帽子。他迷茫自己的前途，难道要向哥哥一样，守着钱家被洋人占有的所剩无几的一亩三分地，在父母的媒妁之言下过完平淡一生吗？他决不甘心。思来想去，至少他明白了，只有逃离封建的牢笼，才能追求人生的解放。为了偏离哥哥走过的绝路，只有一个办法——出逃，离开这个腐朽的温床。
听说上海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新青年聚集地之一，他就想去上海。虽然不知道那些爱国青年和革命党人是怎样改变国家的。但是总要看一看，没准能得到一些启发。他这样想。
说走就走。他一刻也不想在等了。
津和不动声色地装好了行李——只带了一套衣物，一只毛笔，一只钢笔和几摞宣纸，几本笔记本，还有五块大洋。他想自己闯，不想顶着钱家二少爷的头衔做事了。
他把行李交给一个男仆：“这是我给朋友寄的一些东西。二里之外有个破庙，你把它放在最东头那个茅屋下就行了。”说着又递过去一个沉甸甸的荷包——里面是两块现大洋。
男仆犹豫过后，还是接了过来。
夜幕降临，那个少年乔装出门，趁着夜色沉寂，从后窗偷翻出来，慌乱与紧迫之中，告别了正在走向颓亡的荣华富贵。他不动声色地取了行李，登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车。
那是1917年春天。
那年，他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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