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星又化身苏轼，体验宋代文人的生活。苏轼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四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庭，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 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龙星知道自己是体验苏轼的人生经历，但是他因此了解了宋朝的上层社会的复杂性。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 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 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 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 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 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 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 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 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 中书舍人，不久又升 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苏轼，这位在宋朝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文坛巨匠，本是一位品行高洁、正直无私的正人君子。他心怀天下，笔耕不辍，用文字抒发着对家国天下的深沉情怀。然而，如此一位才情横溢、品格高尚的文人，却时常陷入被别有用心之人诬告的困境之中。
那些心怀叵测之辈，或因嫉妒其才华，或因不满其直言敢谏，便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栽赃陷害，企图置他于死地。面对这些无端的指责和诬陷，苏轼虽然心中愤懑，但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肯屈服于权势的淫威。
幸运的是，在苏轼身陷囹圄之际，总有太后这样的明理之人站出来为他说话，护佑他周全。太后深知苏轼的品性和才华，不愿看到这样一位国家栋梁之才遭受不白之冤。因此，在关键时刻，她总会出面为苏轼辩解，使得他能够一次次化险为夷，逃过一劫。
然而，即便有了太后的护佑，苏轼的生活也依然充满了坎坷和艰辛。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并未因此罢休，而是变本加厉地对他进行打压和排挤。若非太后一直站在他这一边，为他提供庇护和支持，恐怕他早已在那些人的阴谋诡计中丢掉了性命。
尽管遭受了如此多的不公和磨难，但苏轼却从未放弃过对文学和生活的热爱。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创作理念，用文字记录着生活的点滴感悟和人生的智慧。他的诗歌、散文和书法作品，无不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和韵味，成为后世传颂的经典之作。
龙星经过这一段苏轼的人生体验后，既为苏轼的才气和人品而折服，又感慨人心的险恶，为了名利对苏轼这样的才子进行了无情的打压。最让龙星想不到的是沈括也是构陷苏轼的主要人物之一。朝霞感叹：“苏轼经过了种种磨难，而仁爱之心和对生活的热爱居然没有改变。他真是一个可爱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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