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制削夺王承宗官爵。
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诸路招讨处置等使。
翰林学士白居易上奏，以为：「自古及今，未有征天下之兵，专令中使统领。今承璀之任，乃制将、都统也，陛下忍令后代相传，云以中官为制将、都统自陛下始乎？」时谏官、御史论承璀职名太重者相属，帝皆不听。
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盐铁使李鄘、京兆尹许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简、谏议大夫孟简、给事中吕元膺、穆质、右补阙独孤郁等极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马使，改处置为宣慰而已。
臣祖禹曰：宪宗以中官为大将，此乱政也。然其群臣皆以为不可，强谏而力争者相属于朝，此则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见其贤臣之多矣。天下之祸，莫大于人君过举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则至于亡而不自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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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季安将出兵邀王师，幽州牙将谭忠为刘济使魏，知其谋，入谓季安曰：「今王师越魏伐赵，不使耆臣宿将而专付中臣，不输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为谁之谋？此乃天子自为之谋，欲将夸服于臣下也。若师未叩赵，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谋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画长策，仗猛将，练精兵，毕力再举涉河，鉴前之败，必先伐魏矣。」
臣祖禹曰：朝廷伐叛讨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义也，必与天下之贤者共为之。其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无私焉。宪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宰相，是天子与臣下争功也，何其不广哉？
夫天子之功，在于用人而不自用。用伊尹者，汤之功；用傅说者，高宗之功。用十乱者，武王之功；用周公者，成王之功。未闻独用家臣而后功由己出也。
宪宗一将承璀，而天下之人已见其情，知其将以夸服臣下。人君之举动，可不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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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帝尝欲近猎苑中，至蓬莱池西，谓左右曰：「李绛必谏，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书曰：自成汤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称中宗曰：「严恭寅畏。」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夫为人君，动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于民上，其何所不至哉！宪宗畏直臣之谏，而不敢盘于游畋，其可谓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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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帝尝问宰相：「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对曰：「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以乘间弄威福。政事不理，职此故也。」
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过。朕幼在德宗左右，见事有得失，当时宰相亦未有再三执奏者，皆怀禄偷安。今日岂得专归咎于德宗邪？卿辈宜用此为戒，事有非是，当力陈不得已，勿畏朕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从谏，人臣患不纳忠。人君唯不从谏也，是以君子日疏，小人日亲。
君子立人之朝，岂以疏而遂易其心哉？有官守者不失其职，有言责者不失其言君从之亦谏也，君不从之亦谏也。谏而不入则去之，臣之义也。
君恶正直而悦謟谀，然而未尝杀一正士、戮一谏者也。而其臣怀禄畏罪而不言，则曰「君不能从」，此孟子所谓贼其君者也。宪宗之责宰相，以其未尽人臣之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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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绛或久不谏，帝辄诘之曰：「岂朕不能容邪？将无事可谏？」
臣祖禹曰：宪宗可谓能自克矣。书曰：仆臣正，厥后克正。夫能求谏如此，岂非亲正直之益乎？
说曰：后克圣，臣不命其承。苟能悦而从之，又责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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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甫尝言于帝曰：「赏罚，人主之柄，不可偏废。陛下践阼以来，惠泽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愿加严以振之。」帝顾李绛曰：「何如？」
对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岂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后旬余，于𬱖入对，亦劝帝峻刑。又数日，帝谓宰相曰：「于𬱖大是奸臣，劝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对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祖禹曰：「守位以仁，不闻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罚，先王岂敢轻重于其心哉！故书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其言刑在人而不在己，所以为无私也。
然则人君患无德，不患无威；人臣劝之以峻刑，是纳君于恶也。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宪宗惩于𬱖之奸谋，其可谓知言矣。夫如是，邪说何自而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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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李绛上言：「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
左右宦官以为「所与太多，后复有此，将何以给之？」帝以语绛，绛曰：「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钱用尽更来，机事一失，不可复追。借使国家发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费岂止百五十万缗而已乎！」帝悦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
十一月，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缗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
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德、兖郓使者数辈见之，相顾失色，叹曰：「倔强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宪宗不爱府库之积，以慰魏博三军之心，可谓知所取与，能用善谋矣。其德厚如此，犹不过于一传而复失之。虽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泽易竭也。况不怀之以德，而临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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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尝于延英谓宰相曰：「卿辈当为朕惜官，勿用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皆谢不敢。
李绛曰：「崔祐甫有言：非亲非故，不谙其才。谙者尚不与官，不谙者何敢复与？但问其才器与官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圣朝亏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帝曰：「诚如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举尔所知。」宰相之于人才，苟知之也，则内虽亲不避，外虽怨不弃也。其行罚也亦然。凡其功罪所在，而无间其亲与雠，若权衡之于物，轻重不私焉。则至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
私亲而报怨者，固不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矫枉者，亲则废之，雠则德之，岂不有心于其间哉？
是亦私而已矣。人君多疑臣下之私其亲，故而其臣亦鲜不为欺。记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是以上下两失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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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绛数争论于帝前，权德舆居中无所可否，帝鄙之，罢守本官。
臣祖禹曰：德舆依违中立，无所适从，自以为得固位之术矣。且于同列犹不敢忤，而况于君乎？苟无所发明，则焉用彼相矣？宪宗黜之，足以厉其臣下，岂不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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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二月，李绛屡以足疾辞位；癸卯，罢为礼部尚书。初，帝欲相绛，先出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
至是，帝召还承璀，先罢绛相。甲辰，承璀至京师，复以为弓箭库使、左神策中尉。
臣祖禹曰：李绛可谓大臣矣，不与承璀并立于朝，故其言足以信于君，行足以信于民，可则进，不可则退，使其君用舍以义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为国之重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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