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卢祖尚
论曰：「人主操天下之势，不可一日失威令。威令一失，则下起慢上之渐；渐若不止，则纲纪弛而权移于下，何以操天下之利势？故曰人主不可一日失威令也。
然威令之行，不可过中，过中则暴，暴则人心离矣。太宗之用威令，诚得其术。故内外之臣，闻一令，罔不靡然从之。此无他，聪明之性，至公之心，刚严之体，御于内外也。卢祖尚丁其时，荷其任，乃委曲思虑，以身为计，遂成骄慢之态，宜乎获罪矣。
然杀戮刑之极，施于骄慢之罪，此似过中。人臣骄慢则杀之，复有罪之极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逐于遐裔，而永弃之，未至失威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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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公不避形迹
论曰：「人臣之任国事，莫若知无不为，一存形迹，非公忠之道也。且如有贤才滞于下，或己之亲旧也，或权势之亲戚也，以此避嫌而不举。又如臣下忤犯主怒，枉为人譛，将被刑戮，将行窜逐，其人或己之亲旧也，或权势之亲旧也，以此避党而不辨。又如有奸恶之人，将为国患，其人或己之所不足者，或权势之所不足者，以此避疑而不言。凡此之类，皆存形迹也。」
人臣存形迹，为身之谋尔，非所以为国计也。夫有贤未用，国之失也；杀逐无辜，君之过也。
奸人将起，时之患也。为人臣者，知国之失而不陈，见君之过而不正，观时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形迹，此罪不细，故谓非公忠之道也。温彦博因魏公为人所譛，遂言人臣须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赖魏公自陈，太宗寻悟其事，非君臣相信，几失大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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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杜相业
论曰：「或问房、杜之相，谋议施为，不见赫赫之事，而世大贤之，何也？答曰：宰相之功，何必赫赫，观时事如何耳。房、杜自秦府遇主讲天下事固详。
太宗即位，遂命作相，付任之专，不与他相同，乃得尽心助治，致时太平。以事明之，其功可见。
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职，用贤才。若官得其才，宰相总其大要，庶事举而天下治矣。
贞观元年，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员。官既少则才可择，才可择则官不滥，官不滥则职自举。
况公于取士，各尽其才，以房、杜得佐主兴治之要道也。以至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奸邪，抑权幸，各有著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时之治，固足以垂宪于后也。其他军国机务，虽谋议不著，每筹事」太宗从之。以太宗之英睿，专任二相，而从其所筹，其贤又可知也。即贞观时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见矣。
或曰：贞观四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称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答曰：贞观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专论王道，封伦横议以沮之。
太宗不惑奸言，力行王道及天下之治也，嘉贤人之论足以明道，故称魏公之力；嫉小人之言，惜不能使之惭悔，故恨封伦之不见。其言自不及房、杜也。
然魏公，议臣也，房、杜，宰相也。魏公论其治体，房、杜助其施为尔。后世贤房、杜而不见其功者，惟详观太宗专任之意，贞观时事之要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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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郑公温彦博论处置降虏
论曰：「安边之术，其难哉！」以太宗之英明，魏公之辩论，岂不能察夷狄之情，定安危之计？何至纳温彦博曲议，处虏内地，仍择酋长，备官京师？
虑之不审，乃如是乎！夷狄之态，弱则仗人，强则为患，礼义不能移其性，仁恩不能怀其心，从古而然也。颉利之败，其部落之降者，岂慕德义而来？
正为逃死之计耳。置之塞外，分酋长以立之，足示好生之德，何过处置有差也？
盖太宗以雄才大略平突厥，意破亡之余，不能为患，但以大度畜之，至仁怀之，夸大盛德，以示万世，故忽其事也。不然，彦博之议，突厥余众若遣居河南，绥怀德惠，终无叛逆。此固妄言，岂能惑其聪明哉！及数年有变，始徙降戎塞外，乃悔今日之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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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李靖为仆射
论曰：「太宗之明，李靖之贤，君臣之心，可无间矣。况靖深入虏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谗人之言？
且谓靖军无纲纪，致以虏中奇货散于乱兵之手，此不识事体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骑深入虏中，无纲纪安能成功乎？虏中奇货若果有之，散之兵众，正得其宜。突厥凌中国久矣，一日平之，张天威，雪国耻，安边宁人，非靖尽心，兵众尽力，何以成此功？
且宝货散之军众，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众心。吾谓正得事宜，但不知宝货之有无尔。
太宗为君，何至以奇宝为意，猜疑贤将？尚赖仁明之德，不行重责。靖之忠诚，无所觖望。不然，君臣之间，两有大过矣。及数月，始悟其事，命靖为相，亦足光其功德，宜罪谗人，以戒于后世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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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禅不著于经
论曰：「封禅之文，不著于经典。」秦汉诸儒用管仲说，以为帝王盛德之事，无大此礼。
故秦皇、汉武行之，仪物侈大，自谓光辉无穷。然封禅之后，灾异数至，天下多事，盖繁费生灵，干动和气所致。则崇尚此礼，恶足以当天意哉！
况此礼不著于经典也。司马迁作封禅书，引经典之文，但巡守之礼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岳，必燔柴以告至，非谓自陈功于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济生民，致时太平，则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礼，足伸其报，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谓事天至诚，扫地足以致敬，何必登山封数尺之土？此实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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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李靖讨吐谷浑
论曰：天子善任人而能主威柄，则大臣不骄；大臣不骄，则中外自肃。太宗以吐谷浑拒命，一日，谓侍臣曰：「欲李靖为帅讨之。」靖功名之大，为当世勋臣首，方以老病居家，闻其言，亟见执政请行。太宗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于靖，筋力未衰于靖者，敢骄慢乎？人臣不敢骄慢，则各尽才节；人臣各尽才节，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使人至是者，无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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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权万纪言利
论曰：观太宗罪万纪言利，真得天子之体。天子为天下所尊，非止威势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德之本，莫大乎爱民；爱民之要，莫先于节用。用之有节，天下贡赋之入，岁有余矣，何至殚山泽之利以困人力乎？
然自三代之衰，秦、汉而下，人君好利者，多由所为侈大而用无节也。天下贡赋之入，不足以充其费，奸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顾所用不足，必说其言而从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穷，人力穷则危乱自至。
纵未至危乱，天子言为令，动为法，以好利闻于天下，岂有其体哉？太宗斥言利之臣，无他，能自节用外谨制度，绝权幸，无过费耳。贞观一朝，其事可见。
初出宫人三千，天下固已颂其仁爱，及宫中欲修一殿，则想秦始皇之过，不起其役。体不耐热，公卿请营二阁以避繁暑，亦念汉文罢露台之意，不从其请。
将幸东都，敕预修乾阳殿，给事中张元素极言隋室修乾阳劳民之事，嘉其言，立止。出降长乐公主，敕有司资送倍于长公主。魏郑公引故事，言：「长公主尊于公主，岂得以亲爱资送厚于长公主？」上纳其言，遂不越礼。
其设官之制，命宰相定其员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员，多得才能而无冗食。其养兵之法，畿内及诸路府兵止六十万，惟元从禁军三万，及府兵、番兵或出征者有所给外，皆散之农亩而养焉。其行赏之事，功者厚，贤者礼，内无嬖人私其恩，外无幸臣窃其泽，天下岁入之物，有余用矣。故薄赋敛，厚风俗，其道德与前代圣主并，所为有天子之体矣。呜呼！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所为侈大，制度不立，权幸不抑所致耳。
所为侈大，物力固难以给；若制度不立，则庶事无节，而冗费益甚；权幸不抑，则奸人竞附，而私恩益广。天子虽独尚俭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节其用，复能谨制度，绝权幸，所以不取山泽之利，不困生民之力，而财自丰。为天子而得其体，著仁德于无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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