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宫人
论曰：古之明王，嫔御之数著于经典者可见也。汉之后宫及千数，贤如魏桓者，不肯出仕矣。盖人君广置嫔御，其损有三：侈费甚也，内宠多也，怨女众也。侈费甚则困民力，内宠多则竞私谒，怨女众则伤和气。
人君之德，所损如是，贤者以为难谏正而不愿仕也。况隋炀荒虐，自古无比，强取良家女置后宫者，固无其数。高祖初入关，放离宫之人还亲属，此得美事之一节。及受禅，安然有其后宫，欲不荒恣，得乎？
赖圣子承之，立矫其过，计出三千之众，使天下耸动，歌咏唐之盛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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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改元
论曰：或问：「春秋书国君即位，必于元年正月，明新君逾年即位改元也。此书即位逾年，岂春秋之法乎？」
答曰：「尚书记天子传位改元之法，舜则曰月正元日，禹则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本于此，圣人以舜、禹之法为天下之至正也。」
然顾命康王之语，记成王崩，康王既为天子，乃释冕反丧服，盖以先君不书所终之年，天子即位不可一日而虚，故于柩前即位，明先君传授之意，不及行舜、禹之法也。但逾年称君改元，亦同其道矣。
以天子不待逾年即位，则诸侯可知也。春秋一国之史，圣人修之，遂见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正也。元年初即位，说者引康诰之文为定，以谓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国史书即位以表之。
此虽明不待逾年即位，元年见新君之法，不知圣人因而存舜、禹之道也。况鲁侯即位，虽称元年，必书「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见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若夫修天子之史，可不知书元年即位之法乎？
又后代事艰，天子继统，必待逾年称君，势有不便矣，故当依实书之。虽略变古法，其曰以即位逾年改元，亦所以法尚书定位、春秋改元，见新君之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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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郑公论致治不难
论曰：「帝王兴治之道，在观时而为之。观时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则理无不通，至公则事无不正。通于理，故能变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变教立，其治不劳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则圣人之意可见矣。」
或曰：「孔子言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又言王者必世而后仁，何谓也？」答曰：「孔子教为邦者，久之之辞也。为邦若非圣哲，或行仁政，未能变通时事，功业不速，必中道而止。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圣哲之道，则期月可也。
但后之为天下者，虽欲兴起治道，多非圣哲之才，不能通究时弊，以道变之，务速其功，以行一时之事，故所为驳杂，莫复前古之治也。
观魏公之论，诚得圣人之意。文皇能纳其言，而不惑奸人之论，力变时弊，以行王道。
呜呼，明哉！大乱之后，兴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时太平，德流于后。呜呼，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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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书门下议事使谏官预闻
论曰：太宗之任谏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务至广也，军国之机至要也，虽明主听断，贤相谋议，思虑之失，亦不能免。一失则为害不细，必藉忠良之士谏正。
夫忠良之士，论治体，补国事，乃其志也。能密有所助，则亦志伸而道行，岂必欲彰君过而取高名哉？
当君相议事之际，使谏官预闻，得以关说，或有阙失，从而正之。天下但睹朝政之得宜，不知谏者之何言。上下诚通国体，岂不美乎？况大臣论事，以谏官规正于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议？
兹亦制御大臣，使之无过之术尔。若以谏官小臣，不可预闻国议，必众知阙失，方许谏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过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刚直之臣，有激讦不顾以争之者，君从之，犹掩其过，君或不从，则君之过，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谏官，可谓得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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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封伦举贤
论曰：「封伦真奸人，太宗真能照奸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职，荐达人材，固非细事。天下之大，中外乏任，可容一日之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使之，众职举矣。岂有人主责其举贤，己未尝推荐，但言无奇才异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真奸人也。
盖奸人不乐进贤，其情有三：保位固宠，常惧失之。以贤者既用，必建立功业，掩己之名，见己之过，名灭过露，则位不能保，宠不能固，此不乐进贤之情一也。又奸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贤者怀才安命，进退以道，固不肯趋附。奸人以谓不附己而引之，则不知己之恩；不知己之恩，则不为己之党。此所以不乐进贤之情二也。」
奸人无至公待人之心，心既不公，知人不明，虽遇贤才，不能深识虑，引而进之，或有大过，为己之累，此不乐进贤之情三也。封伦之情，正在于此。
太宗以前代未尝乏人，折之使惭惧无辞，可谓能照奸人之情者也。国有奸如封伦者，世世不无，人主能照其情而责之，则公卿悚动，贤者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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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朝廷之制
论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擅神武英才，不待赞论而赫赫于无穷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乎贞观之治也。夫定官之员，不务多而务择贤，则不贤者安得用矣？
大臣议事，使谏官、御史、史官并从而入，或正其失，或纠其非，或书其过，则大臣安敢不正议矣？
诸司长官正衙奏事，使众臣共闻之，属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则阴邪之事自绝矣。
疏贱之人言事者，令门下司引奏，又置立仗马以备急事，则天下之情无不达矣。内侍皆黄衣，给事宫掖，则奸人无所附，而事权不假于人矣。
数者皆朝廷大法，为人君者能遵行之，虽未能及贞观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哉？
官少而贤，必择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议，必听之明也；诸司官无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无壅而人情尽达，必采之详也；内侍不预事，必制之严也。
数者，非太宗英睿，不能尽其道。
人君资性至此者鲜矣。然设官少而务择贤，使谏官辈预闻大臣之议而救其失；诸司奏事明陈于庭，使贱者言事无壅，不任内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虽不逮太宗之英睿，朝廷岂不尊，天下岂不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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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房杜
论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专，亦不可专。若深知其人可付国事，不专任之，何以责成功？盖任专则责重，责重则人必尽其才力也。
若知人未至而专任之，苟无成功，则有败事；又或窃擅威福，有难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审之，不可一失，失则事机难追矣。太宗可谓能审任人之术者也。
知房乔、杜如晦之贤而付以国事。房、杜方尽心职事，已著功效。陈师合以平常之见，欲移主意，如晦奏其事，意似不广，然虑小臣间言，渐害于事，故言之尔。
太宗不惑师合之言，乔、如晦荷信任如是，敢不尽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宗之明，房、杜之贤，则可以专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人未至，当审其付任，不可执此以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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