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炎请太后归政太后杀之
论曰：裴炎死，虽由直议，迹其本末，自取之也。武后篡夺之势，非一朝一夕为之，方欲因事立威，以震慑中外，然后行其所谋。中宗即位之初，过宠后父，炎力争之，因有让国之言，盖一时忿激之词也。
炎谏于外，武后制于内，一孱主岂能有为？何得因一时忿激之词，便谓不堪辅佐，遽行废立？盖炎自以忤意，预忧祸及，遂附武后为之谋尔。殊不知后既能废帝立少子，天下之权皆出于己，其势至此，事肯已乎？况素有异谋也。炎方区区谏正其过，又请复政少子。
盗欲取人奇宝，己预其谋，既使得之，乃以廉耻为责，令归其宝，言得从乎？言既不从，祸可免乎？故曰：炎之死，亦自取之也。夫为人臣者，虽当尽力于事，在择主之正与不正尔。主不正而尽力，鲜有不罹其祸者。
盖共事之时，知其计划所长，用心所向，得志之后，必虑复与人谋，则不利于己，故有忌之之意。炎与刘祎之、程务挺辈相继被戮，皆自取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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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称武后年名
论曰：武后僭窃位号，唐史臣修实录、撰国史者，皆为立纪，系后事于帝王之年，列伪国于有唐之史，名体大乱，史法大失矣。后史臣沈既济奏议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复大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昔鲁昭公之出也，春秋岁书其居，曰：公在乾侯。君虽失位，不敢废也。今请并太后纪合中宗纪，每于岁首，必书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则纪称中宗，而事述太后，庶名不失正，礼不违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
故从其议，书武后事于中宗纪中。武后改年，皆是妄作，今起嗣圣，继以景龙，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备证它事，而不以表年焉，所以正帝统而黜僭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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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杰荐张柬之为相
论曰：观武后用张柬之，见其任贤之术也。武后临朝，僭窃二十余年，所用之人，奸正相半。盖后俊智之性有过于人，谓不用奸人，无以成己欲，不用贤人，无以庇己过。然持大权者多贤才也，如狄仁杰、姚元崇相于内，娄师德、郭元振将于外，天下事何虑乎？
故虽凶残不道，不至祸败者，以此也。当仁杰、崇相国，才谋之士不足于时，尚孜孜访于二相，求大才以备任用，二相力荐柬之，立命作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则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岂非得任贤之术也？
一妇僭天下大号，恣行㓙虐，尚以大权付得其人，久不祸败。为人君者能推诚任贤，天下岂有忧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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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武后
论曰：旧唐史书武后传位于中宗，盖史官讳其事也。然桓彦范传书武三思以武后为彦范等所废，常深愤怨，又于武后实录书彦范请太后复辟，卧不语事，是废之为实。
今迹其实事，书柬之、彦范等遂废武后，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传受于祖宗，及其崩也，以子托后，后擅威权，乃逼夺其位，僭窃大号，恣行凶恶，毒流内外，逾二十年。不道至此，若终身无祸，何以作戒于后？况实废之，安可讳也？
若以中宗，武后之子也，彦范等奉子而废母，于事不顺，是不达其理。春秋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此庄公之母也，以悖乱之事去其氏，贬之，则春秋之法可见矣。武氏夺嗣君之位，变唐国号，凶威虐法，为害岁久，安得无所贬也？况书废武氏者，废其僭窃之号、强大之权，复后之位尔。复后位，所以奉祖宗之法，岂不顺乎？故用春秋之法，为唐贬绝罪人，且作戒于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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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后安乐公主进鸩帝
论曰：「中宗真天下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尔，始以失道为大臣所废，遂能深思前过，自新厥德，暨复正位，享国永年。
中宗即位之初，过宠后父，因大臣切谏，有不道之言，为母所废，流离艰苦，凡十五年。
赖祖宗功德入人至深，天下之心系于后嗣，故忠义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复归京师。及正位，昏庸之态又甚于前，崇宠韦氏，使预国政，纵其奸恶，一不为意。忠臣谏而不纳，凶人进而得计，贤者罹罪，邪者受宠，纪纲法度，纷然无一条理。
是中宗历忧患二十年，未尝修己也，人情邪正都不晓也，世事美恶都不辨也，昏昏然何等人尔！故复位数年，孱惑如故，岂非下愚之人不可移之性欤？卒至凶妇逆女，结邪谋而终，由以至愚，自贻其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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