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秦王见周室之失统，丧权于诸侯，故遂自恃，不任人、封立诸侯。及陈胜、楚、汉，咸由布衣，非封君有土，而并共灭秦。高帝既定天下，念项王从函谷入，而己由武关到，推却关，修强守御，内充实三军，外多发屯戌，设穷治党与之法，重悬告反之赏。及王翁之夺取，乃不犯关梁厄塞，而坐得其处。王翁自见以专国秉政得之，即抑重臣，收下权，使事无大小深浅，皆断决于己身。
及其失之，人不从，大臣生怨。更始帝见王翁以失百姓心亡天下，既西到京师，恃民悦喜，则自安乐，不听纳谏臣谋士，赤眉围其外，而近臣反，城遂以破败。由是观之，夫患害奇邪不一，何可胜为设防量备哉？防备之善者，则唯量贤智大材，然后先见豫图，将遏救之耳！
维针艾方药者，已病之具也，非良医不能以愈人；材能德行者，治国之器也，非明君不能以立功。医无针药，可作为求买，以行术伎，不须必自有也；君无材德，可选任明辅，不待必躬能也。
由是察焉，则材能德行，国之针药也。其得立功效，乃在君辅。《传》曰：“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得十利剑，不如得一欧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珍益广，非特止于十也。
言求取辅佐之术，既得之，又有大难三，而止善二。为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胜众，一口不能与一国讼，持孤特之论干雷同之计，以疏贱之处逆贵近之心，则万不合，此一难也。夫建踔殊、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见也；又使明智图事，而与众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难也。
即听纳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谗人随而恶之，即中道狐疑，或使言者还受其尤，此三难也。智者尽心竭言，以为国造事，众间之则反见疑，一不当合，遂被谮诉，虽有十善，隔以一恶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世所嫉妒，遭遇明君，乃一兴起，既幸得之；又复随众弗与知者，虽有若仲尼，犹且出走，此二止善也。
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吕之见用，傅说通梦，管、鲍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又说之言，亦甚多端。其欲观使者，则以古之贤辅厉主；欲间疏别离，则以专权危国者论之。
盖父子至亲，而人主有高宗、孝己之谗，及景、武时，栗、卫太子之事；忠臣高节，时有龙逢、比干、伍员、晁错之变。比类众多，不可尽记，则事曷可为邪？庸易知邪？虽然，察前世已然之效，可以观览，亦可以为戒。惟诸高妙大材之人，重时遇合，皆欲上与贤侔，而垂荣历载，安肯毁名废义，而为不轨恶行乎？
若夫鲁连解齐赵之金封，虞卿捐万户与国相，乃乐以成名肆志，岂复干求便辟趋利耶！览诸邪背叛之臣，皆小辨贪饕之人也，大材者莫有焉。由是观之，世间高士材能绝异者，其行亲任亦明矣。不主乃意疑之也，如不能听纳、施行其策，虽广知得，亦终无益也。
凡人耳目所闻见，心意所知识，情性所好恶，利害所去就，亦皆同务焉。若材能有大小，智略有深浅，听明有暗照，质行有薄厚，亦则异度焉。非有大材深智，则不能见其大体。大体者，皆是当之事也。夫言是而计当，遭变而用权，常守正，见事不惑，内有度量，不可倾移，而诳以谲异，为知大体矣。如无大材，则虽威权如王翁，察慧如公孙龙，敏给如东方朔，言灾异如京君明，及博见多闻，书至万篇，为儒数授数百千人，祗益不知大体焉。维王翁之过绝世人有三焉：其智足以饰非夺是，辨能穷诘说士，威则震惧群下。又数阴中不快己者，故群臣莫能抗答其论，莫敢干犯匡谏，卒以致亡败，其不知大体之祸也。
夫帝王之知大体者，则高帝是矣。
高帝曰：“张良、萧何、韩信，此三子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故得天下。”此其知大体之效也。
王翁始秉国政，自以通明贤圣，而谓群下才智莫能出其上。是故举措兴事，辄欲自信任，不肯与诸明智者通共，苟直意而发，得之而用，是以稀获其功效焉。
故卒遇破亡，此不知大体者也。高帝怀大智略，能自揆度，群臣制事定法，常谓曰：“庳而勿高也，度吾所能行为之。”宪度内疏，政合于时，故民臣乐悦，为世所思，此知大体者也。
王翁嘉慕前圣之治，而简薄汉家法令，故多所变更，欲事事效古，美先圣制度，而不知己之不能行其事。释近趋远，所尚非务，故以高义退致废乱，此不知大体者也。
高祖欲攻魏，乃使人窥视其国相，及诸将率左右用事者，知其主名，乃曰：“此皆不如吾萧何、曹参、韩信、樊哙等，亦易与耳。”遂往破之，此知大体者也。
王翁前欲北伐匈奴，及后东击青、徐众郡赤眉之徒，皆不择良将，而但以世姓及信谨文吏，或遣亲属子孙，素所爱好，咸无权智将帅之用，猥使据军持众，当赴强敌，是以军合则损，士众散走。咎在不择将，将与主俱不知大体者也。
夫言行在于美善，不在于众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从之，或见一恶意丑事，而万民违，可不慎乎？故《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所以动天地者也。
王翁刑杀人，又复加毒害焉，至生烧人，以醯五毒灌死者肌肉，及埋之，复荐覆以荆棘。人既死，与木土等，虽重加创毒，亦何损益？成汤之省纳，无补于士民，士民向之者，嘉其有德惠也；齐宣之活牛，无益于贤人，贤人善之者，贵其有仁心也；文王葬枯骨，无益于众庶，众庶悦之者，其恩义动之也；王翁之残死人，无损于生人，生人恶之者，以残酷示之也。维此四事，忽微而显著，纤细而犹大。故二圣以兴，一君用称，王翁以亡，知大体与不知者远矣。
圣王治国，崇礼让，显仁义，以尊贤爱民为务，是为卜筮维寡，祭祀用稀。王翁好卜筮，信时日，而笃于事鬼神，多作庙兆，洁斋祀祭，牺牲肴膳之费，吏卒辨治之苦，不可称道。为政不善，见叛天下。
及难作兵起，无权策以自救解，乃驰之南郊告祷，搏心言冤，号兴流涕，叩头请命，幸天哀助之也。当兵入宫日，射矢交集，燔火大起，逃渐台下，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可谓蔽惑至甚矣。
淳于髡至邻家，见其灶突之直，而积薪在旁，曰：“此且有火灾。”即教使更为曲突，而徙远其薪。灶家不听，后灾，火果及积薪，而燔其屋，邻里并救击。及灭止，而烹羊具酒以劳谢救火者，曲突远薪，固不肯呼淳于髡饮饭。智者讥之云：“教人曲突远薪，固无恩泽；焦头烂额，反为上客。”盖伤其贱本而贵末。岂夫独突薪可以除害哉？而人病国乱，亦皆如斯。是故良医医其未发，而明君绝其本谋。后世多损于杜塞未萌，而勤于攻击已成，谋臣稀赏，而斗士常荣，犹彼人殆失事之重轻。察淳于髡之预言，可以无不通，此见微之类也。
王者初兴，皆先建根本，广立藩屏，以自树党，而强固国基焉。是以周武王克殷，未下舆而封黄帝、尧、舜、夏、殷之后，及同姓亲属、功臣德行，以为羽翼，佐助鸿业，永垂统于后嗣。乃者强秦罢去诸侯，而独自恃任一身，子弟无所封，孤弱无与，是以为帝十四岁而亡。
汉高祖始定天下，背亡秦之短计，遵殷周之长道，褒显功德，多封子弟，后虽多以骄佚败亡，然汉之基本，得以定成，而异姓强臣，不能复倾；至景、武之世，见诸王数作乱，因抑夺其权势，而王但得虚尊，坐食租税，故汉朝遂弱，孤单特立。是以王翁不兴兵领士，而径取天下，又怀贪功独专之利，不肯封建子孙及同姓戚属，为藩辅之固，故兵起莫之救助也。《传》曰：“与死人同病者，不可为医；与亡国同政者，不可为谋。”王翁行甚类暴秦，故亦十五岁而亡。夫猎射禽兽者，始欲中之，恐其创不大也；既已得之，又恶其伤肉多也。鄙人有得鯅酱而美之，及饭，恶与人共食，即小唾其中，共者怒，因涕其酱，遂弃而俱不得食焉。彼亡秦、王翁，欲取天下时，乃乐与人分之，及已得而重爱不肯与，是惜肉嗜鯅之类也。
昔齐桓公出，见一故墟而问之，或对曰：“郭氏之墟也。”复问郭氏曷为墟，曰：“善善而恶恶焉。”桓公曰：“善善恶恶，乃所以为存，而反为墟，何也？”曰：“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彼善人知其贵己而不用，则怨之；恶人见其贱己而不好，则仇之。”
夫与善人为怨，恶人为仇，欲毋亡，得乎？乃者王翁善天下贤智才能之士，皆征聚而不肯用，使人怀诽谤而怨之。更始帝恶诸王假号无义之人，而不能去，令各心恨而仇之。是以王翁见攻而身死，宫室烧尽；更始帝为诸王假号而出走，令城郭残。二王皆有善善恶恶之费，故不免于祸难大灾，卒使长安大都，坏败为墟，此大非之行也。
北蛮之先，与中国并，历年兹多，不可记也。仁者不能以德来，强者不能以力并也。其性忿鸷，兽聚而鸟散，其强难屈而和难得，是以圣王羁縻而不专制也。
昔周室衰微，夷狄交侵，中国不绝如线。于是宣王中兴，仅得复其侵地。夫以秦始皇之强，带甲四十万，不敢窥河西，乃筑长城以分之。
汉兴，高祖见围于平城，吕后时为不轨之言。文帝时，匈奴大入，烽火候骑，至雍、甘泉。景、武之间，兵出数困，卒不能禽制，即与之结和亲，然后边民得安，中国以宁。其后匈奴内乱，分为五单于，甘延寿得承其弊，以深德呼韩耶单于，故肯委质称臣，来入朝见汉家，汉家得以宣德广之隆，而威示四海，莫不率服，历世无寇。
安危尚未可知，而猥复侵刻匈奴，往攻夺其玺绶，而贬损其大臣号位，变易旧常，分单于为十五，是以恨恚大怒，事相攻拒。王翁不自非悔，反遂持屈强无理，多拜将率，调发兵马，运徙粮食财物，以殚索天下，天下愁恨怨苦，因大扰乱，竟大能挫伤一胡虏，徒自穷极竭尽而已。《书》曰：“天作孽，犹可避；自作孽，不可活。”其斯之谓矣。夫高帝之见围，十日不食，及得免脱，遂无愠色，诚知其往攻非务，而怨之无益也。今匈奴负于王翁，王翁就往侵削扰之，故使事至于斯，岂所谓肉自生虫，而人自生祸者耶！其为不急，乃剧如此，自作之甚者也。
灾异变怪者，天下所常有，无世而不然。逢明主贤臣，智士仁人，则修德善政，省职慎行以应之，故咎殃消亡，而祸转为福焉。昔大戊遭桑谷生朝之怪，获中宗之号；武丁有雊雉升鼎之异，身享百年之寿；周成王遇雷风折木之变，而获反风岁熟之报；宋景公有荧惑守心之忧，星为徙三舍。由是观之，则莫善于以德义精诚报塞之矣。
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亦不能害德。及衰世薄俗，君臣多淫骄失政，士庶多邪心恶行，是以数有灾异变怪。又不能内自省视，畏天戒，而反外考谤议，求问厥故，惑于佞愚，而以自诖误，而令祸患得就，皆违天逆道者也。
或言：“往者公卿重臣缺，而众人咸豫部署，云甲乙当为之，后果然。彼何以虑知，而又能与上同意乎？孔子谓子贡‘亿则屡中’，令众人能与子贡等乎？”余应曰：“世之在位人，率同辈，相去不甚胶著，其修善少愈者，固上下所昔闻知也。夫明殊者视异，智均者虑侔。故群下之隐，常与上同度也。如昔汤、武之用伊、吕，高宗之取傅说，桓、穆之授管、宁、由、奚，岂众人所识知哉？彼群下虽好意措，亦焉能真？斯以可居大臣辅相者乎？”
国家设理官、制刑辟，所以定奸邪。又内置、中丞、御史，以正齐毂下。故常用明习者，始于欲分正法，而终乎侵轻深刻，皆务酷虐过度，欲见尽力而求获功赏。或著能立事，而恶劣弱之谤，是以役以棰楚，舞文成恶。
及事成狱毕，虽使皋陶听之，犹不能闻也。至以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事诚可悼痛焉！渐至乎朝廷，时有忿悁，闻恶弗原，故令天下相放俱成惑，讥有司之行深刻，云下尚执重，而令上得施恩泽，此言甚非也。夫贤吏正士，为上处事持法，宜如丹青矣。是故言之当必可行也，罪之当必可刑也，如何苟欲阿指乎？
如遭上忽略不宿留，而听行其事，则当受强死也。哀帝时，待诏伍客以知星好方道，数召，后坐事下狱，狱穷讯，得其宿与人言，“汉朝当生勇怒子如武帝者”。刻暴以为先帝为“怒子”，非所宜言，大不敬。夫言语之时，过差失误，乃不足被以刑诛，及诋欺事，可无不至罪。《易》言：“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即以是论谕，人主宁可谓曰：“何为比我禽兽乎？”如称君之圣明与尧舜同，或可怒曰：“何故比我于死人乎？”世主既不通，而辅佐执事者，复随而听之、顺成之，不亦重为蒙蒙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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