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道以通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异，能鄙不相遗，此至理之术。
明俗务，不贵奇
《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之纆。”
韩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肯。”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何以言之？
韩非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之所难也，则人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粱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而缓者非务也。今所治之政，人间之事。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务也。”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
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
故圣人任道以通其险，立法以理其差。
使贤愚不相异，能鄙不相遗，此至理之术。
故叔孙通欲起礼，汉高帝曰：“得无难乎？”
对曰：“夫礼者，因时世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张释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施行。”由是言之，夫理者，不因时俗之务而贵奇异，是饿者百日以待粱肉，假人金玉以救溺子之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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