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发生了一件大事。皇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阴谋谋害太宗。而在六月的一天，太宗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一干人等，在玄武门发动了诛杀建成和元吉的行动。这一行动彻底改变了唐朝初期的政治格局。
在成功解决了内部的威胁之后，太宗被立为皇太子，开始掌管诸多政务。他将禁苑中所养的鹰犬都放归自然，并且停止各方进献珍奇异宝。这种做法，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生活态度的转变，更是向天下传达一种信号：他的统治将注重务实，而非奢靡。
太宗还积极鼓励百官参与朝政。他让百官各自呈上封事，详细陈述安定百姓、治理国家的要点。因为百官身处不同的职位，对于国家治理有着不同的视角和见解。通过这种方式，太宗能够广泛地收集意见，集思广益，从而更好地做出决策。
同时，太宗在文化和行政制度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他下了一道命令，按照礼的规定，二名不偏讳。在近代以来，人们对两字兼避，这导致了很多名称的废阙，而且这种做法随意性较大，违背了经典。于是他规定，在官号、人名、公私文籍当中，有“世民”两字不连续的，并不需要避讳。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因避讳而产生的不必要的麻烦。
在行政区域的管理上，他罢除了幽州大都督府，辛未这一日，他废陜东道大行台，设置洛州都督府，同时废益州道行台，设置益州大都督府。这些举措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优化行政结构，提高行政效率。
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还有一个插曲。壬午日，幽州大都督庐江王瑗意图谋逆，太宗将其废为庶人。乙酉日，太宗又罢除了天策府，这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整合自己的势力，将权力集中于中央。
到了七月，太宗在人事上进行了新的安排。太子左庶子高士廉被任命为侍中，右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雍州牧，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右庶子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太子詹事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尚书右仆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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