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御花园那档子事之后，朝堂上下对我的议论就没断过，声音越来越嘈杂。王承业那帮老臣跟约好了似的，只要逮着机会，就对改革指手画脚，话里话外都是质疑。有次退朝时，我听见他们躲在廊柱后头嘀咕，说什么 “牝鸡司晨必生乱”，气得我攥紧了袖中罗盘，指甲都掐进了掌心。
这天晌午，我去户部商量军屯后的税收调整。刚跨进衙门，就觉着气氛不对 —— 平日里见了我还会打招呼的书吏们，这会儿都埋着头拨算盘，眼皮子都不抬。户部侍郎周大人搓着手迎上来，脸色比账本还青：“苏姑娘，您提的这改革方案，底下人实在是犯难啊。田亩要重新丈量，赋税要按肥瘦分等，好多老吏连算盘都拨不利索了，天天嚷着要告老还乡呢。”
我耐着性子解释：“周大人，刚开始学新规矩肯定难，可等大家摸熟了门道，就知道这样能让百姓少交冤枉税。您看这是我画的分等图，山地、水浇地、旱地一目了然……” 话没说完，周大人就摆手打断我：“道理是这个道理，可如今各方都盯着咱们户部，说改革改得国库空虚，连京官的月俸都要减半了！”
从户部出来，心里正堵得慌，街角突然传来吵嚷声。挤过去一看，几个百姓正围着个粮商吵架。穿粗布衫的老者攥着破布袋子，手都在发抖：“上回买米还是五文钱一斗，咋今儿就涨到八文了？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粮商叉着腰，油光光的脸涨得通红：“大爷您打听打听，自打改革后，各关卡都加了税，我雇的脚夫又嫌路远不肯走，我总不能赔本卖吧？”
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赶紧拉过旁边卖炊饼的老伯打听。原来边疆开垦的良田虽多，但通往长安的驿道年久失修，粮食运不进来，加上有些县官借着改革名头私加 “耗羡银”，层层盘剥下来，粮价自然居高不下。这可是改革中没料到的漏洞，要是不解决，百姓只会觉得改革是瞎折腾。
回到王府，李逸尘正在书房对着西域地图出神，阳光透过窗棂，在他铠甲上洒下斑驳光影。“王承业的人在漕运衙门安插了眼线，故意拖延粮草运输。” 他指尖无意识地敲着桌沿，这是他思考时的旧习惯，“户部那些老臣也跟着起哄，说改革破坏了‘两税旧制’。”
我把路上遇见的粮价问题一说，他浓眉紧锁：“看来他们是想借民生问题逼咱们让步。”“让步？绝不可能。” 我翻开随身带的笔记本，上面记满了边疆屯田的详细数据，“运输的事儿，我打算联络长安的商队，组个‘丝路同盟’，由王府派兵护送商队，既能降低风险，又能压低成本。至于私加赋税的县官 ——” 我指尖重重划过 “清查吏治” 四个字，“得请陛下派钦差实地核查，杀一儆百。”
接下来的三天，我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皮子，挨个拜访长安城里的大商户。刚开始，绸缎庄的张老板斜着眼说：“我们小本生意，可经不起官场的大风大浪。” 我便跟他算起细账：“您想啊，边疆屯田后，羊毛、皮革源源不断运进来，您做衣裳的成本能降三成，王府还能给您开‘免税通关文牒’，这买卖划算不？” 说到这儿，又压低声音：“如今粮价飞涨，百姓连衣服都舍不得买，您就不想让生意回暖？”
这话戳中了张老板的痛处，他终于松了口。紧接着，米行、铁器铺的老板也陆续答应加入同盟，甚至有位曾在边疆跑过商的胡老板主动提出，要带商队走他知道的近路 —— 那是条被流沙掩埋多年的古道，正合我在现代地理资料里看过的记载。
这边商队刚有眉目，朝堂又起风波。王承业带着二十多个老臣联名上疏，说改革 “动摇国本”，恳请皇帝 “收回成命”。朝会上，他举着笏板慷慨陈词：“自高祖开国以来，从未有女子干预朝政之先例，如今苏氏乱改祖制，致使民生凋敝，恳请陛下 ——”
“民生凋敝？” 我忍不住出列，展开随身带着的羊皮地图，上面用红笔标着边疆新修的水渠和开垦的良田，“这是玉门关外三个月来的屯田成果，新增良田三千顷，粮食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两成。至于长安粮价，是因为漕运受阻、官吏贪腐，并非改革之过！” 说着，又呈上商队同盟的计划书，“只要解决运输和吏治问题，百姓自会看到改革的好处。”
皇帝盯着地图上的红点，许久没说话。散朝后，李逸尘忽然轻声说：“方才你说话时，陛下的手指在御案上敲了三下 —— 那是他动心的样子。” 我望着宫墙上的夕阳，忽然想起在边疆看见的场景：垦荒的士兵教牧民使用新式农具，老人捧着刚收下的粮食掉眼泪。这些画面，比任何雄辩都更有力量。
夜里，我在油灯下整理改革以来的民生数据，罗盘突然在案头发烫。低头一看，背面的朱雀纹不知何时变成了八根尾羽，在光晕中微微颤动，像是在为这场艰难的博弈喝彩。窗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 改革之路从来不是坦途，可只要想到那些在寒风中卖儿鬻女的百姓，想到边疆逐渐返青的良田，便觉得哪怕前路荆棘满布，我也绝不能退缩。
这一晚，我在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下：“改革者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我，偏要做那个掌稳船舵的人。” 墨迹未干，窗外突然下起了春雨，沙沙的雨声里，仿佛能听见新的转机正在破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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