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忽必烈的继任者铁穆耳与忽必烈的统治风格截然不同。忽必烈一生致力于扩张领土，而铁穆耳则更注重内政整顿和守成。他上台后立即停止了元朝的扩张，转而致力于减轻民众赋税负担、整顿吏治、精简机构，并采取和平外交政策。
主要政绩
财政整顿：铁穆耳实施了轻薄兵役税的税收政策，减免了水旱灾害地区的赋税，并暂停了非必要的土木工程，缓解了国家财政困难。
平定叛乱：他出兵西北，成功平定了王海都和笃哇的叛乱，稳定了西北局势。
外交政策：铁穆耳秉持和平外交理念，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不轻易动武。
晚年与遗产
铁穆耳晚年身体状况不佳，处理朝政日渐衰败。他去世后，由于缺乏明确的继承人，埋下了元朝中期皇位争夺战的隐患，使国家经济陷入动荡。
综上所述，元成宗铁穆耳作为忽必烈的继任者，虽然在位期间取得了一定的政绩，但其晚年和继位问题也为元朝的后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铁穆耳于1307年2月去世后无子嗣（其独子德寿太子早夭），引发皇位之争。
皇后卜鲁罕皇后试图拥立安西王阿难答，但以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为首的势力支持铁穆耳的侄子海山及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
海山当时镇守漠北，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哈剌哈孙协助下率先发动政变，诛杀阿难答一派，并迎海山即位。
1307年5月，海山正式登基，处死卜鲁罕皇后和阿难答，确立“兄终弟及”的继承规则，指定弟弟为皇储。海山年号“至大”（1308-1311年），在位仅5年，31岁去世。他以军事见长，但财政管理混乱，延续了铁穆耳时期的赏赐滥发问题。
康振国为了刺探元朝统治阶层的军情，与王博学骑马来到了元上都。康振国这些年呆在麻池温泉旁与牧民生活在一起，蒙语已经是说的很流利了，跟当地蒙古族说的没有分别。王博学自幼生活在内蒙古包头市，一直就会说蒙语，所以跟蒙古族同胞言语交流不成问题。二人一路风尘仆仆，风餐露宿，饿了就吃褡裢里的牛肉干，渴了就喝山间小溪里的泉水，夜晚敲开牧民家的蒙古包。草原上的牧民淳朴、敦厚、善良，热情好客。他们热情地把他俩接近蒙古包，给他们端上糙米、奶茶、手抓肉。他们一起喝着马奶酒，喝到高兴时，他们一起来到蒙古包外的篝火旁，跳起了欢快的蒙古舞。
二人在元上都城门口，接受了守城士兵的仔细盘查，然后骑马进入了上都。他们先是游览了元上都，简直是太繁华了，真是“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重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乐人心目”。金莲川草原夏季开满金莲花，远望如同金色海洋，绵延分布在闪电河两岸。
首都
元朝的三都制度是蒙古统治者结合游牧传统与中原王朝治理需求的独特产物，其形成原因可从以下角度分析：12
一、政治与军事控制需求
平衡草原与汉地统治
忽必烈在开平府（后升为元上都）即位后，需同时维系蒙古贵族支持与汉地治理。上都位于内蒙古草原南缘，便于联系漠北势力；而元大都（今北京）则掌控中原经济核心区，形成"草原-农耕"双中心格局。这种布局既保留退守草原的退路，又能有效统治汉地。
应对叛乱风险
类似西周两京制，元朝通过多都制加强对新征服地区的控制。上都作为军事枢纽可快速响应草原动荡，大都则集中处理中原政务，形成战略纵深。
二、文化与季节需求
游牧传统的延续
蒙古贵族保留"捺钵"（季节性迁徙）习俗，上都作为夏都供皇帝避暑理政，冬季则返回大都，体现游牧与定居生活的结合。马可·波罗记载的上都宫殿"涂金绘兽"，正是草原审美与汉式建筑的融合。
气候与物资调配
大都虽为行政中心，但草原气候更适夏季居住。同时，多都制便于调配不同区域的物资，如上都周边牧场提供战马，大都漕运保障粮食供应。
三、历史偶然性与个人因素
元中都的特殊性
元中都（河北张北）由元武宗海山建造，主要因其个人草原成长经历对大都缺乏认同。该都仅存4年即被废弃，反映多都制在后期已趋于形式化。
设计师的影响
上都与大都均由汉臣刘秉忠规划，其设计融合《周礼》理念与蒙古需求，如大都采用"九经九纬"布局，但保留毡房区域，体现文化调和。
总结：元朝三都制本质是蒙古帝国向中原王朝转型的过渡性制度，通过空间分工维系多元统治。随着元朝汉化加深，大都核心地位强化，多都制逐渐式微，但其"两京巡幸"模式被明朝部分继承。
他们在上都城了解到，元朝统治阶层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体现出了人群等级结构与特权差异：
第一等：蒙古人
作为统治民族，享有最高政治特权，可担任重要武职（如达鲁花赤）和宿卫要职，法律量刑时也最宽宥。
第二等：色目人
包含西域各族（如回鹘、党项）及部分契丹人，擅长理财商贸，常被任命为财政官员，地位仅次于蒙古人。
第三等：汉人
指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族及汉化的契丹、女真等族。虽可担任文职（如地方总管），但受制于蒙古达鲁花赤，且禁止持兵器。
第四等：南人
原南宋统治区的汉族，地位最低，长期被排斥于核心官职之外，科举录取名额也少于北方汉人。
王博学当年在中学学了历史后很感慨，他觉得在阶级社会中，剥削和压迫是不可避免的。此刻他亲身来到了元朝上都，觉得更加应该珍惜现在各民族友好平等、大团结的局面。
康振国与王博学自此居住在上都城，打探着朝廷的情况。
一、田万顷领导的施溶州人民起义
湖南西部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居住着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他们不堪蒙古贵族的统治，早在元兵进入湖南之初，保靖州（今湖南保靖）泊崖洞田万顷，楠木洞孟再师等就曾举行武装反抗，后田万顷因失败降元，泊崖洞被改为施溶州，以田万顷任知州。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春，田万顷以施溶州为据点，又重新发动了反元起义，与楠木洞孟再师、桑木溪鲁万丑等起义军互为声援。4月，元世祖病死，元成宗即位，大赦天下，并派人招降田万顷、鲁万丑、孟再师等起义军领袖，被坚决拒绝。
康振国与王博学知道了田万顷起义的消息后，立即骑马离开了大都，他们要加入起义军推翻元朝统治。
话说玉皇大帝与太上老君、康悦高娃夫妇、康乐朱英夫妇在天庭通过千里眼、顺风耳知晓了田万顷起义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太上老君、康悦高娃夫妇、康乐朱英夫妇与雷震子、哪吒、二郎神、土行孙邓婵玉夫妇、四大天王、众八仙一起协助起义军反抗元朝统治者。
康振国与王博学经过长途跋涉，骑马来到了麻池康振国居住的蒙古包旁的温泉旁，通过飞鸽传书召集了白莲会的骨干成员，开了大会，一致决定：去湖南参加田万顷领导的起义。他们在会后，一起去了旁边的温泉泡浴、游泳，洗去疲惫、积攒力量，为推翻蒙古暴政做准备。
王博学沉浸在温泉中, 身心都得到了放松。他静静地泡着, 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他沉浸在温泉中，感受着水流的温柔拥抱, 每一刻都是如此的惬意与宁静。偷得浮生, 半日闲。岁月悠悠, 温泉里藏；时光漫漫, 惬意绵长。在这温泉之中, 时光仿佛凝固, 身心悠然自得。温泉水滑, 洗凝脂乐。泡去尘世, 温泉时光。他感到温泉水滑洗凝脂, 悠然自得。
康振国与王博学返回到蒙古包里，刚要躺下休息，突然看蒙古包外一片红色，把蒙古包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只听蒙古包外传来了爽朗的大笑声：“振国我的好儿，为父来看你来了”。
9月，元成宗令湖广行枢密院副使刘国杰率佥院唆木兰及诸翼万户前往辰州（今湖南沅陵）镇压，元军犯明溪，鲁万丑据会溪之上游，毫不畏惧，率领起义军从水陆两路迎击元军，杀千户崔忠信、百户马孙儿。
此战胜利后，玉皇大帝紧急召回了太上老君和众神仙，因为天厅里有禁忌的事情要处理。临走前，太上老君叮嘱田万顷、鲁万仇，一定要扎好营寨、训练士兵，苦学兵法、阵法，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要防止军反扑。康悦高娃、康乐朱英与康振国紧紧拥抱，嘱咐他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同时告诉他要帮助二位义军首领抗击元军。康振国意志坚定地说：“爷爷奶奶，你们放心吧，我是汉人，肩负着驱逐蛮夷、恢复华夏正统文明的重任。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力量的”。康秀英抱住爷爷奶奶，留下了热泪，她是多么希望与家人永远生活在一起呀。王博学拍了拍康秀英的肩膀，轻轻地安慰着她。众神仙随机腾云而去，田万顷、鲁万仇率领众将士送别众仙。
话说白莲社为念佛修行之结社。全称白莲华社。略称莲社。源于东晋慧远所创之结社念佛，今为此类结社之通称。东晋太元九年（384），慧远入庐山，住虎溪东林寺，四方求道缁素望风云集。元兴元年（402）七月，集慧永、慧持、道生、刘遗民、宗炳、雷次宗等一百二十三人，于东林寺般若台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精修念佛三昧，以期往生西方。以寺之净池多植白莲，又为愿求莲邦之社团，故称白莲社。其后追随者渐多，开净土教兴盛之端绪。唐末宋初，尤为盛行。每结同志共建净土道场，勤修净业；乃以慧远为莲社之始祖，依般舟三昧经为莲社念佛之主要思想，以见佛往生为目的。元代至大元年（1308）莲社被禁，其时，东林寺优昙普度（？～1330）上‘庐山莲宗宝鉴’十卷阐明莲宗义旨，乃获解禁，并受命为教主。其后，历明、清至今，犹有结社念佛者。又结社念佛之风亦传至日本、朝鲜而盛行。
这时白莲社社众知道了田万顷起义的消息后，心情都无比激动，他们已经被元朝贵族阶层欺压多年，一直想驱逐蛮夷，恢复汉人江山。他们纷纷从各地向湖南聚集，起义人数迅速增长。
果然不出太上老君所料。元成宗为了消灭起义军，于10月增兵犯桑木溪。
鲁万丑自告奋勇，主动要求打头阵。他亲率一千人迎击。他身穿金色铠甲，胯下玉狮子宝马，手里拿着亮银枪。康振国在后面给他观敌料阵。
一通鼓罢，鲁万丑来到了阵前。元军里骑马冲出一人，来到了他的面前。
鲁万丑大声说道：“来将通名报姓，本将不斩无名之辈”。那人说：“我叫胡日愣，今日誓要将你擒拿”。鲁万丑冷笑一声：“蛮夷狂妄，吾今一定斩汝”。话毕，二人战在一处。
鲁万丑为忠义之士，武艺高强，一把亮银枪舞动得风雨不透。胡日愣也是一员猛将，武艺也是不让半分。他挥舞着一把蒙古金刀，力大无穷。二人你来我往，战到了300回合。这时蒙古军阵中大将赫日格楞生怕胡日愣有失，策马冲了出来。康振国一见，立马冲到了赫日格楞的面前。二人站在一处。王博学擂鼓助阵，为鲁万丑、康振国加油助威。康振国挥舞着康家宝刀，娴熟的刀法將赫日格楞逼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只见康振国化刀为枪，使出了一招“回马枪”，这是岳家枪法中的绝招。赫日格楞哪里懂其中的奥妙，被一刀刺于马下。胡日愣一见赫日格楞被阵斩于马下，无心恋战，虚晃一刀，拨马便回。鲁万丑求胜心切，骑马在后面追。康振国说：“鲁将军，小心敌人放箭”。鲁万丑知道蒙古人射箭术高明，立即提防了起来，停下了马。说时迟那时快，胡日愣藏马蹬下面已经射出了一箭，王博学在后面看到了，心里暗暗为鲁万丑捏了一把汗。
为元军所败。元军沿溪逆流而上追击，万丑又以二千人阻击，也因寡不敌众，未能取胜，起义军退往石农次。石农次地形峻险，起义军分道扼守，元军不能入。王博学为受伤的士兵疗伤。他是双一流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水平非常高，尤其擅长心血管病和重症肌疾病的治疗。李明这次受伤非常严重，右下肢皮开肉绽，感染十分严重，高热不退。王博学利用现代外科学的无菌手术原则，为他先用高度白酒局部消毒，然后用干净床单铺在手术区域，利用针刺麻醉，使伤员进入深度睡眠状态，然后用清洁水进行创口清洗，切掉坏死组织，最后用火烧过的针穿着线进行缝合，局部用布包扎。他嘱李明每天多吃大蒜来抗菌、消炎，防止败血症。2周后李明恢复的很好，王博学拿火烧过的剪子给他拆了线。
这时有个女兵张英临产了，但因为胎位不正，难产了，生命危在旦夕。他丈夫是田万顷手下的亲兵王武。他知道康振国有个结义兄弟医术非常高明，就通过康振国请来了王博学给救命。王博学用无菌的原则一检查，知道是臀位，很危险。他立即用现代转胎位的手法复位，使胎儿变成了头位，然后他让张英坐在水中，进行分娩。张英终于顺利生下了个男婴，体重4.8斤。整个军营都轰动了，大家都知道队伍中有一名神医。
11月，元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答剌罕统率沿边隘丁增兵辰州，刘国杰会集各，路元军，问计于诸将，元将田荣祖说：“施溶，万顷之腹心，石农次、三羊峰，其左右臂也，宜先断其臂，而后腹心乃可攻。”这一毒计被采纳，刘国杰以土人为向导，并绘制地图，标以路径，“命佥院唆木兰、万户阔脱、忽都海牙、拜兰、马继祖从澧州武口道进，身率万户别里哥不花、朵落解、倪全、田兴祖从会溪、施溶口入”，以优势兵力，分路向田万顷的根据地进攻。不久，石农次失守，施溶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
12月28日，施溶，楠木洞陷落，田万顷等被俘牺牲。随后，其他据点也相继失守，鲁万丑降元，起义失败。
二、刘六十领导的赣州人民起义
元成宗即位之初，元贞元年（1295年）6月，即“昭、贺、藤、邕、澧、全、衡、柳、吉、赣、南安等处，蛮寇窃发”，在今江西、湖南、广西等广大地区内爆发了少数民族的起义，但由于这些起义非常分散，各自为战，力量未能集中起来，所以不久便被元军各个击破，镇压下去。
为了了解元朝贵族的底细，康振国带着王博学来到了元大都。
元大都，简称大都，是元朝的首都，蒙古语称为Dayidu，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意为“大汗之居处”，由元代科学家刘秉忠规划建设。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代京师。其城址位于今北京市市区，北至元大都土城遗址，南至长安街，东西至二环路。元大都城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蒙古帝国实行诸子分封制度，其中今日蒙古本土及中国大部地区被称为大元帝国，或元朝。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以来已分裂，演变成为忽必烈的元朝（大元帝国）以及位于其西部的四大汗国，其中元朝包括今日蒙古本土及中国大部地区。1260年忽必烈登基之后，以元上都为都城。但是上都位置偏北，对控制中原不利，因此在1264年忽必烈在解决了与其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后，决定把都迁至燕京地区。
燕京地区当时尚有金中都故城，然而此城历经金朝末年的战争，自1215年5月31日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攻陷之后，其城内宫殿多被拆毁或失火焚毁，而且其城市供水来源——莲花河水系已经出现水量不足的情况，无法满足都城日常生活所需用水。1215年蒙古攻占金中都后改名为燕京。1264年八月，忽必烈下诏改燕京（今北京市）为中都，定为陪都。1267年决定迁都位于中原的中都，1272年，将中都改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将上都作为陪都。
忽必烈迁都燕京后，乃居住于城外的金代离宫——大宁宫内。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了新宫殿和都城的兴建工作。中书省官员刘秉忠为营建都城的总负责人，阿拉伯人也黑迭儿负责设计新宫殿。郭守敬担任都水监，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并以京郊西北各泉作为通惠河上游水源。
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时，大都的大内宫殿、宫城城墙、太液池西岸的太子府（隆福宫）、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官署，以及都城城墙、金水河、钟鼓楼、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等重要建筑陆续竣工。至元二十二年，发布了令旧城（金中都故城）居民迁入新都的诏书：“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地过八亩或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元大都新城规划最有特色之处是以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的格局，这可能和蒙古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惯与深层意识有关。
由于宫室采取了环水布置的办法，而新城的南侧又受到旧城的限制，城区大部分面积不得不向北推移。元大都新城中的商市分散在皇城四周的城区和城门口居民结集地带。其中东城区是衙署、贵族住宅集中地，商市较多，有东市、角市、文籍市、纸札市、靴市等，商市性质明显反映官员的需求。
康振国和王博学骑着马来到了北城区。北城区因郭守敬开通通惠河使海子（积水潭）成了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沿海子一带形成繁荣的商业区。海子北岸的斜街更是热闹，各种歌台酒馆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市汇集于此，如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一应俱全。稍北的钟楼大街也很热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鼓楼附近还有一处全城最大的“穷汉市”，应是城市贫民出卖劳力的市场。在酒楼里，康振国跟王博学要了一斤牛肉、一壶马奶酒、一盘花生豆。他俩一边喝酒，一边跟店小二打听大都里的事情。喝完后俩人来到了街上，观察着城里的状况。
他俩来到了西城区。西城区有骆驼市、羊市、牛市、马市、驴骡市，牲口买卖集中于此，居民层次低于东城区。
来到南城区后，他俩跟居民打听到，南城区即金中都旧城区，有南城市、蒸饼市、穷汉市，以及新城前三门外关厢地带的车市、果市、菜市、草市、穷汉市等。由于前三门外是水陆交通的总汇，所以商市、居民麇集，形成城乡结合部和新旧二城交接处的繁华地区。他俩了解到，元大都的商市与居民区的分布，既有城市规划制约因素，也有城市生活及对外交通促成的自发因素。元大都城市建设上的另一个创举是在市中心设置高大的钟楼、鼓楼作为全城的报时机构。中国古代历来利用里门、市楼、谯楼或城楼击鼓报时，但在市中心单独建造钟楼、鼓楼，上设铜壶滴漏和鼓角报时则尚无先例。
康振国与王博学自此在元大都南区租了房子住了下来，每天去饭馆打小工，随时收集着元朝统治者的政策、对内对外的举措。
元贞二年（1296年）7月，江西赣州爆发了刘六十为首的起义。刘六十，又称刘季、刘贵，赣州兴国县（今属江西）笼坑人，他“撰妖言，张伪榜及刘季天旗，自称刘王，刻‘皇汉高祖广新之帝’并‘行王’二印，设朝殿，开行省，置丞相、左右丞、将军、军头等官，宣言止杀宫中人”。刘六十称王设官，建立政权。这支起义军提出了“止杀官中人”的口号，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各级封建统治的代表——官僚，因此，深深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很快发展到上万人。
康振国知道了刘六十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带着王博学去江西赣州参加刘六十的起义。他俩一到了义军大营，刘六十早就知晓了康振国的大名了，高兴地将他俩接进了军营。他为他俩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安排了丰盛的宴席。话说赣菜（又称江西菜）历史悠久，是在继承历代“文人菜”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乡土味极浓的“家乡菜”。赣菜的主要风味特色是：原汁原味，油厚不腻，口味浓厚，咸鲜兼辣。餐桌上有“文山（文天祥）肉丁”、“东坡（苏东坡）肉”、“老表鸡汤”、“四星望月”等，都是江西的“文人菜”。席间他们英雄之间惺惺相惜，频频举杯互相敬酒、举杯共饮。回顾了田万顷起义的过程。他为人仗义、爱才如命，为了起义大计，宴席后立即任命康振国为先锋官。
次日张军、李明带着数万白莲社社众也来到了军营，康秀英也带着女兵营来到了军营。康振国看到了他们，非常地高兴。他问了他们这些年的经历。原来自上次田万顷起义失败后，他们死命奋战，突围成功后，起义部队残余人员化整为零，潜伏在江西的大山里。他们在大山里男耕女织，自己自足。在生活中，张军与康秀英二人彼此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真心相爱了，后来结成了夫妻。他们在大山的各个关隘派重兵防守，设置了烽火台通风报信，设置了防守机关、堆满了滚木雷石。他们每日训练、耕作，战斗能力日渐提高。元朝官军为了消灭他们，屡次派兵进攻他们，均被他们击败。元朝官军无法战胜他们，遂采取了封锁政策，妄图用断水、断粮的方式困死他们。当地汉族老百姓知道他们是为了汉族老百姓不受元朝贵族欺压而战的义军，对他们深表同情。他们非常痛恨蒙古贵族对他们的残暴统治，现在有了自己的起义部队了，他们觉得自己以后有了希望了。他们想方设法地为义军送最缺的盐巴，为他们送食物、水、衣服，使他们度过了数个寒冬。
康振国看到了张军与自己的妹妹结成了夫妇、十分高兴。他说“你们非常般配，为了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你们赶紧生个孩子吧，好让我早点儿当舅舅”。大家听后都笑了起来，康秀英羞涩地也笑了起来。
玉皇大帝在九天云霄一直在想方设法地思考如何帮助汉族人复国。太上老君此时告诉了他刘六十起义的消息。玉皇大帝十分高兴，立即派遣太上老君带领众神仙去帮助义军。
起义队伍聚集在了大山里，每日操练阵型，非常用功。康振国他们知道蒙古骑兵厉害，所以他们针对蒙古骑兵加强了对付骑兵的训练。他们找到了蒙古骑兵的弱点，那就是害怕密林、沼泽、湖泊和海洋。蒙古骑兵在以上几个地方根本无法发挥骑兵的威力，江河湖泊加密林，让骑兵看着就头疼，马跑不起来，视线又不开阔。还有一个弱点，蒙古军队害怕炎热的气候和瘴气。成吉思汗当年之所以放弃征德里苏丹（印度北部），包括后来忽必烈从爪哇撤兵，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气候。蒙古骑兵习惯了北方的干燥和寒冷气候，来到南方，完全不能适应。蒙古第一次西征进入德里苏丹西北界的时候，刚好是盛夏，暑气逼人，士兵们走不多远便头昏气喘，人困马乏，很多人还中了暑，在加上第一次碰上连战马都狂嘶不已的大象，蒙古骑兵没有沾到任何便宜而果断退兵。要知道蒙古骑兵数量不多，他们是最耗不起的。
起义的烈火已经熊熊燃烧了起来。
8月，刘六十派遣康振国作为先锋官率领起义军进攻吉州（今江西吉安市）永丰县（今属江西）。元朝统治者派兵镇压。这一日上午，康振国骑着玉狮子马，手里拿着康家宝刀，来到了阵前。王博学在后面观敌料阵。他深知自己的这位义兄武功高强，又有谋略，对他非常放心。一通战鼓擂罢，却见元军主将只观望退缩，不敢与农民军对阵。康振国看到后哈哈大笑，对敌军大声说道：“尔等蛮夷侵占我汉人江山，欺压我汉族百姓，如今汝等鼠辈既然不敢出战，就赶紧滚回你们的老家吧。”因而起义军“势益盛”。后来，元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增兵赣州，他看到起义军有雄厚的群众基础，感到单靠武力是难以取得胜利的，因此他决定用政治欺骗与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反革命两手对付起义军。他不用大兵，只带了亲信掾吏李霆镇、元明善二人前往。到达赣州后，他首先“捅官吏害民者治之”，惩治了几名贪官污吏。这一欺骗手段果然有效，“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董士选至兴国县，当到达离起义军据点不远的地方时，他“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变之人，悉置于法”，进行武力威胁，软硬兼施，结果“民争出请自效”，不少起义军上当受骗，放下武器，向元军投降。10月，董士选乘机向起义军根据地猛攻，刘六十兵败被俘，遭到残酷杀害，同时被杀的还有起义军将士一百多人。
这次起义前后坚持了四个月，最后失败。
三、蔡五九领导的宁都州人民起义
刘六十起义失败后，农民起义虽然进入低潮，但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没有停止，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斗争形式而已。人民由公开的武装反抗，转入佃户抗租、驱口逃亡以及通过宗教结社等形式，秘密组织群众，等待时机再起；每遇天灾，农民乏粮，面临饿死的威胁时，饥民们便采取聚众抢粮的形式，与封建统治者斗争。
经过一段表面的沉寂状态后，延祐二年（1315年），在江西赣州路宁都州，又爆发了以蔡五九为首的农民起义。《元史》卷二十五《仁宗记》：“台臣言，蔡五九之变，皆由呢匝马丁经理田粮与郡县横加酷暴，逼抑至此。信丰一县，撤百姓庐千九百区，夷墓扬骨，虚张顷亩，流毒居民。”这次起义是由元朝政府的括田增税引起的，延祐元年（1314年），元朝政府为了增加税收，下令“经理江浙、江西、河南田粮”，名义上是为了检括隐漏赋税的田亩，而实际检括中，“富民黠吏，并缘为奸”，地主勾结官吏，具田愈检愈少，而贫苦农民的土地则愈检愈多。为了增加税额，弊端丛生，检括中指荒为田，或借机敲诈，甚而平毁墓地，拆掉房屋，虚报田亩。当时江西的情况最力严重，“江西经理田粮，民不堪命，赣为甚，宁都又甚。”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逼死不少人命，终于使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农民起义。
延祐二年（1315年）4月，宁都农民蔡五九召集一部分贫苦农民，聚会于兔子寮五王庙，杀猪置酒，执锡楞枪刀，祭告天地，蔡五九自称洞主，宣告起义。6月，蔡五九率众向周围地区发动进攻。7月，宁都知州率兵镇压，被农民军打败，杀同知州事赵某。农民军乘胜追击，逼近州城，蔡五九指挥攻城，很快占领四关，元兵来援，农民军主动撤退。元兵尾追，与农民军激战于延福里，农民军佯败，设伏兵，大败元军。农民军乘胜反攻，再次包围宁都城。8月，农民军不断扩大战果，进军福建，破汀州宁化县（今属福建）城，蔡五九自称蔡王，汀州、漳州、泉州等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将乐县地方官吓得弃城逃亡，农民军声威大振。
蔡五九起义军的迅速发展，使元朝统治者大为震惊，9月，江浙、江西两省联合镇压，增兵宁都。为保存实力，农民军突围，元军尾追不放，农民军力“不能支，奔散渡溪，水涨不可渡，溺死过半”，损失严重。农民军再战于石城（今属江西），又败，蔡五九退往兔子寮木麻坑，复为元兵包围，战败被俘，惨遭杀害，持续半年之久的宁都农民起义，至此失败。
四、云南彝族人民起义
大德五年（1301年），在云南地区也曾爆发彝族人民的起义。蒙古贵族为掠取金银宝物，成立征八百媳妇万户府二，设万户四员，由四川、云南等省调集军队二万余人，以中书右丞刘深为统帅，远征今云南南部的八百媳妇地区。元军进入云南八番地区后，不断“调兵供馈”，不仅向彝族人民勒索钱粮、马匹，还向他们征调夫役，致使“民为竭产，役夫死者相枕藉”，许多人破产身亡。彝族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终于爆发了反元大起义。
5月24日，云南彝族土官宋隆济，顺应人民的要求，号召彝族人民起义，人民在“身死行阵，妻子为虏”的威胁下，举起了义旗。起义人民以宋隆济为首，团结八番地区的苗、仫佬等少数民族，向元朝统治者展开武装斗争。6月18日，宋隆济率起义军四千多人攻杨黄寨，“杀掠甚众”。另外，云南水西彝族也遭到元朝统治者金币、马匹的勒索，元“师过其境，不堪蹂躏”，彝人在土官阿那之妻折节（又名蛇节）的领导下，发动了武装起义，史称折节“健黠而能兵”，“有权略，诸蛮咸听其命”。折节很快与宋隆济联兵，向元朝统治者发起进攻，破贵州（今广西贵县），杀知州张怀德；元河南诸翼征行万户、昭勇。
大将军张弘纲率兵前来镇压，也被起义军打死。在起义军一连串胜利的鼓舞下，乌撒（今贵州威宁）、乌蒙（今云南昭通）、东川（今云南会泽）、芒部（今云南镇雄）、武定（今云南武定）、威楚（今贵州楚雄）、普安（今属云南省）等地的少数民族人民“望风皆叛”，纷纷响应起义。各地起义军利用熟悉山川地形的优势，神出鬼没，烧府库、杀官吏，到处袭击元军。在彝族人民起义军的打击下，以刘深为首的元兵“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皇退走，土兵随击，以致大败。（刘）深弃众奔逃，仅以身免，丧兵十八九，弃地千余里。”不仅远征未成，且损兵折将，几乎全军覆没。
11月12日，元成宗下诏增兵云南，令湖广行省平章刘国杰为统帅，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也先忽都鲁为副，统兵二万镇压云南彝族人民起义。大德六年（1302年）春正月，刘国杰至沅州（今湖南芷江），2月，与四川宣慰使汪惟勤会兵于播州（今贵州遵义）。10月，刘国杰率湖广、云南、四川三省蒙、汉军三万人及思、播二州土兵一万人，分道向起义军发动围攻。在军事进攻的伺时，刘国杰也“遣使扭谕”，妄图瓦解起义军，但遭到折节的严辞拒绝。彝族起义人民在折节的率领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前后四十余战：“贼兵劲利，且多健马，官军失利。”起义军虽初战取得了胜利，但11月后，形势出现逆转，折节为元将宋光所败。大德七年（1303年）2月，折节再败，被包围于何加寨，力尽被俘，惨遭杀害。
折节失败后，宋隆济起义军孤立无援，在优势元军的围攻下，也接连失利，后兵败被俘牺牲。至此厂彝族人民起义失败。
五、朱光卿、棒胡领导的农民起义
元朝中期，除各地少数民族纷纷起义外，广大汉族人民也多次发动起义，但由于蒙古贵族对汉族居住区统治比较严密，驻军较多，一旦发生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因此都未能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起义。在一连串的汉族人民起义中，以朱光卿、棒胡领导的起义影响较大。
后至元三年（1337年）正月2日，广州增城县（今属广东）
朱光卿发动了武装起义，同时起义的还有石昆山、钟大明等。朱光卿起义后，改元赤符，宣布建立大金国。在朱光卿起义的影响下，4月5日，惠州归善县（今广东惠阳）农民戴甲、聂秀卿、谭景山等秘密制造武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以宗教形式组织群众，响应朱光卿起义。两支起义军互相配合，向博罗城（今属广东）发动进攻。元朝统治者立即命令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指挥使狗札里率兵镇压。7月，朱光卿、石昆山、钟大明等战败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其余众散于民间，等待时机再起。
这年2月1日，在汝宁信阳州（今河南罗山）还爆发了棒胡领导的起义。棒胡，又名胡闰儿，陈州（今河南淮阳）人，“好使棒，棒长六七尺，进退击技如神，远近闻者称棒胡。”他“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的形式组织群众，有信徒一百多人，其徒胡山花等都善于使棒。可见，棒胡也是利用宗教秘密组织发动了群众。起义后，开州（今河南濮阳市）人辘轴李、陈州人棒张等皆起兵响应。棒胡起义军很快攻破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市）、鹿邑（今属河南）等城，并焚陈州，屯兵于杏冈。元朝政府令河南行省左丞庆童率兵镇压，农民军在鹿邑冈战败，棒胡被俘，后送到大都（今北京市）被杀。起义不到一个月，便失败了。
朱光卿、棒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震撼了中原元朝统治，也加深了蒙汉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的影响下，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爆发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即将在沉睡的中原地区爆发。
康振国带着王博学到了固阳大仙山学习天书上的武功秘籍，发动群众。他们路径马鞍山，看到如此美景，王博学填写了一首词：
《青玉案》
醉美大自然风景
白桦林
青山羊
马鞍巨石如斧刻
沟壑纵横
层峦叠嶂
云涛气势壮
奔跑跳跃野狐兔
浩瀚无垠绿林海
不忍归去
回头望
见古树参天
他们经过了春坤山，王博学填写了一首词：
《永遇乐》
北疆盛夏
风光旖旎
春坤山中
敖包高耸
野营篝火蒙古包温暖
天马踏青
滑草骑射
骆驼骏马嘶鸣
远处望
蓝天白云
心情舒畅
彩蝶起舞
鹧鸪鸣叫
天然乐园显生机
空气清新
气候凉爽
人间仙境般
自走西口
蒙汉共处
民族友谊团结
今同心
奋发图强
共建边疆
他们为了发动群众，来到了元大都。
话说元大都，简称大都，是元朝的首都，蒙古语称为Dayidu，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意为“大汗之居处”，由元代科学家刘秉忠规划建设。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代京师。其城址位于今北京市市区，北至元大都土城遗址，南至长安街，东西至二环路。元大都城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元代大都的名称，在源自汉语的“大都”之外，还大概源自畏兀儿语的Khanbaliq，khan是汗，baliq是城市，Khanbaliq就是汗之城，音译为“汗八里”或“汗八里克”。这个词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各种西文译本里有两种拼写形式，Cambuluc和Kanbalu，所以这两种形式都常见于当时的西文文献。
后来元朝北撤，蒙古人仍然保留着对大都的记忆和怀念，并继续用“大都合托”（Dayidu Qota）一词来称呼明朝都城北京。
蒙古帝国实行诸子分封制度，其中今日蒙古本土及中国大部地区被称为大元帝国，或元朝。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以来已分裂，演变成为忽必烈的元朝（大元帝国）以及位于其西部的四大汗国，其中元朝包括今日蒙古本土及中国大部地区。1260年忽必烈登基之后，以元上都为都城。但是上都位置偏北，对控制中原不利，因此在1264年忽必烈在解决了与其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后，决定把都迁至燕京地区。
燕京地区当时尚有金中都故城，然而此城历经金朝末年的战争，自1215年5月31日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攻陷之后，其城内宫殿多被拆毁或失火焚毁，而且其城市供水来源——莲花河水系已经出现水量不足的情况，无法满足都城日常生活所需用水。1215年蒙古攻占金中都后改名为燕京。1264年八月，忽必烈下诏改燕京（今北京市）为中都，定为陪都。1267年决定迁都位于中原的中都，1272年，将中都改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将上都作为陪都。
忽必烈迁都燕京后，乃居住于城外的金代离宫——大宁宫内。至元四年（1267年），开始了新宫殿和都城的兴建工作。中书省官员刘秉忠为营建都城的总负责人，阿拉伯人也黑迭儿负责设计新宫殿。郭守敬担任都水监，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并以京郊西北各泉作为通惠河上游水源。
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时，大都的大内宫殿、宫城城墙、太液池西岸的太子府（隆福宫）、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官署，以及都城城墙、金水河、钟鼓楼、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等重要建筑陆续竣工。至元二十二年，发布了令旧城（金中都故城）居民迁入新都的诏书：“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地过八亩或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从至元二十二年到三十一年，有四十至五十万居民自金中都故城迁入大都。此时期还陆续完成了宫内各处便殿、社稷坛、通惠河河道、漕粮仓库等建筑工程。元大都的营建工作至此基本完毕。此后元朝各帝陆续又有添建，如孔庙、国子监、郊祭坛庙和佛寺等，但对元大都总体布局没有变动。
元大都新城规划最有特色之处是以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的格局，这可能和蒙古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惯与深层意识有关。
由于宫室采取了环水布置的办法，而新城的南侧又受到旧城的限制，城区大部分面积不得不向北推移。元大都新城中的商市分散在皇城四周的城区和城门口居民结集地带。其中东城区是衙署、贵族住宅集中地，商市较多，有东市、角市、文籍市、纸札市、靴市等，商市性质明显反映官员的需求。北城区因郭守敬开通通惠河使海子（积水潭）成了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沿海子一带形成繁荣的商业区。海子北岸的斜街更是热闹，各种歌台酒馆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市汇集于此，如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一应俱全。稍北的钟楼大街也很热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鼓楼附近还有一处全城最大的“穷汉市”，应是城市贫民出卖劳力的市场。西城区则有骆驼市、羊市、牛市、马市、驴骡市，牲口买卖集中于此，居民层次低于东城区。南城区即金中都旧城区，有南城市、蒸饼市、穷汉市，以及新城前三门外关厢地带的车市、果市、菜市、草市、穷汉市等。由于前三门外是水陆交通的总汇，所以商市、居民麇集，形成城乡结合部和新旧二城交接处的繁华地区。由此可见，元大都的商市与居民区的分布，既有城市规划制约因素，也有城市生活及对外交通促成的自发因素。元大都城市建设上的另一个创举是在市中心设置高大的钟楼、鼓楼作为全城的报时机构。中国古代历来利用里门、市楼、谯楼或城楼击鼓报时，但在市中心单独建造钟楼、鼓楼，上设铜壶滴漏和鼓角报时则尚无先例。
元大都位于金中都旧城东北。其城郭残垣，在蓟门桥西南、中国政法大学东门与北京邮电大学西门之间，仍可以看见，并设有标志“元大都城墙遗址”。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就是在元朝的首都大都土城遗址上建造起来的，西起海淀区学院南路明光村附近，向北到黄亭子，折向东经马甸、祁家豁子直到朝阳区芍药居附近，大体与地铁10号线北段重合。马甸附近土城墙高12.5米、宽31米。德胜门外，有一处名叫土城关的地方，即为元代健德门遗址。
至元四年（约1267年）开始动工，历时二十余年，完成宫城、宫殿、皇城、都城、王府等工程的建造，形成新一代帝都。但是，由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令规定，迁入大都新城必须以富有者和任官职者为先，结果大量平民百姓只得依旧留在中都旧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旧城仍是重要的，通常把新、旧城并称为“南北二城”，二城分别设有居民坊七十五处及六十二处。
大都新城的平面呈长方形，周长28.6公里，面积约50平方公里，相当于唐长安城面积的五分之三。元大都道路规划整齐、经纬分明。考古发掘证实，大都中轴线上的大街宽度为28米，其他主要街道宽度为25米，小街宽度为大街的一半，火巷（胡同）宽度大致是小街的一半。城墙用土夯筑而成，外表覆以苇帘。由于城市轮廓方整，街道砥直规则，使城市格局显得格外壮观。
元大都新城规划最有特色之处是以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的格局，这可能和蒙古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惯与深层意识有关。
由于宫室采取了环水布置的办法，而新城的南侧又受到旧城的限制，城区大部分面积不得不向北推移。元大都新城中的商市分散在皇城四周的城区和城门口居民结集地带。其中东城区是衙署、贵族住宅集中地，商市较多，有东市、角市、文籍市、纸札市、靴市等，商市性质明显反映官员的需求。北城区因郭守敬开通通惠河使海子（积水潭）成了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沿海子一带形成繁荣的商业区。海子北岸的斜街更是热闹，各种歌台酒馆和生活必需品的商市汇集于此，如米市、面市、帽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一应俱全。稍北的钟楼大街也很热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鼓楼附近还有一处全城最大的“穷汉市”，应是城市贫民出卖劳力的市场。西城区则有骆驼市、羊市、牛市、马市、驴骡市，牲口买卖集中于此，居民层次低于东城区。南城区即金中都旧城区，有南城市、蒸饼市、穷汉市，以及新城前三门外关厢地带的车市、果市、菜市、草市、穷汉市等。由于前三门外是水陆交通的总汇，所以商市、居民麇集，形成城乡结合部和新旧二城交接处的繁华地区。由此可见，元大都的商市与居民区的分布，既有城市规划制约因素，也有城市生活及对外交通促成的自发因素。元大都城市建设上的另一个创举是在市中心设置高大的钟楼、鼓楼作为全城的报时机构。中国古代历来利用里门、市楼、谯楼或城楼击鼓报时，但在市中心单独建造钟楼、鼓楼，上设铜壶滴漏和鼓角报时则尚无先例。
元大都因系择址新建，城市规划不受旧格局约束，所以其居民区与金中都新旧坊制混合形式不同，全部为开放形式的街巷。按照方位，元廷将大都街道分为50坊：
阜财坊，在顺承门内金玉局巷口，即今北京民族文化宫以北。 金城坊，在平则门内，即今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以南之大水车胡同一带。 玉铉坊，在中书省前相近，即今北京故宫午门以东。保大坊，在枢密院北，即今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带。 灵椿坊，在大都路总管府北，即今北京安定门内大街之西灵光胡同一带。 丹桂坊，在灵椿坊北。 明时坊，在太史院东，即今北京建国门内观象台一带。 凤池坊，在斜街北，地近海子，即今北京鼓楼西大街以北。 安富坊，在顺承门羊角市，即今西皇城根南街以西、甘石桥东北。 怀远坊，在大都城西北隅。 太平坊，有大承华普庆寺，在今北京西直门内宝产胡同一带。 大同坊、文德坊，以其取义，或在元大都国子学和宣圣庙，即今北京国子监一带。 金台坊，有齐政楼，即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一带。 穆清坊，地近太庙，在今北京朝阳门内以北。 五福坊，坊在中地，或在中心阁附近，即今北京鼓楼一带。 泰亨坊，地在大都城东北。 八政坊，地近万斯仓、八作司 。时雍坊，有庆寿寺，即今北京电报大楼西侧一带。 乾宁坊，在大都城西北。 咸宁坊、同乐坊、寿域坊、宜民坊、析津坊、地近海子，即今北京积水潭东北、鼓楼西大街一带。康衢坊、进贤坊、嘉会坊，在大都城南部。平在坊，在大都城北部。和宁坊、智乐坊、邻德坊、有庆坊、清远坊，在大都城西北隅。日中坊，在今地安门西北。寅宾坊，在大都城东部。西城坊，在大都城西部。由义坊，在今北京阜成门内北三里。居仁坊，在大都城东市。睦亲坊，地近诸王府。仁寿坊，地近御药院，在今北京隆福寺一带。万宝坊，大内前右千步廊之西，在今北京故宫午门以西。豫顺坊，有福寿兴元观，即今北京西直门内桦皮厂胡同一带。五云坊，大内前左千步廊之东，即今北京故宫午门以东。湛露坊，近官酒库，在大都城东部。乐善坊，地近诸王府，与睦亲坊相近。澄清坊，地近御史台，在今北京米市大街甘雨胡同一带。
元大都的坊皆以街道为界线，虽有坊门，但无坊墙，坊门只不过是标志而已。《析津志》称元大都有50坊，但《日下旧闻考》引《元一统志》只列49坊，或有遗漏。《析津志》又载有里仁坊、发祥坊、善利坊、乐道坊、好德坊、招贤坊、善俗坊、昭回坊、居贤坊、鸣玉坊、展亲坊、惠文坊、请茶坊、训礼坊、咸宜坊、思诚坊、东皇华坊、明照坊、蓬莱坊、南薰坊、迁善坊、可封坊、丰储坊等坊名，均为《元一统志》所不载。《析津志》著于元末，其所记坊名当即旧坊所改，或元末所增设。
元大都的街道，规划整齐，经纬分明，相对的城门之间一般都有大道相通。《马可·波罗游记》述云：“全城的设计都用直线规划。大体上，所有街道全是笔直走向，直达城根。一个人若登城站在城门上，朝正前方远望，便可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城内公共街道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货摊……整个城市按四方形布置，如同一块棋盘。”虽然大都城南面三门、北面二门，但从丽正门北穿皇城正中的崇天门及大明门、大明殿、延春门、延春阁、清宁宫、厚载门，直抵中心阁的中轴线上，亦有一条宽阔的御道。经勘查，在今北京景山公园（延春阁、厚载门遗址）之北发现的御道遗迹，宽达28米。《析津志》载：元大都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弄通”。其著名街道有“千步廊街、丁字街、十字街、钟楼街、半边街、棋盘街”。经勘查发现，“元大都街道分布的基本形式是：在南北向的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地平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胡同宽约6～7米”。元大都内的胡同，其规划是以相邻两城门区间为一区域。在元大都光熙门（东北门）至大都城东北隅进行勘查，计发现东西向胡同22条。值得注意的是，今北京东直门（元崇仁门）至朝阳门（元齐化门）之间现仍保存的东西向胡同也是平列的22条。可见，相邻两城门区间内平列22条胡同，当是元大都城规划的统一格式。今北京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因同在元大都和明北平（北京）城内，所以改动不大，至今仍多保留元大都时期的格局。元大都城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元大都城有中心台，是城市东西南北的中心。实际情况是，中心台距元都南北城垣相等，但距城东垣比西垣略近些。中心台占地一亩，其旁有中心阁。《析津志》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在中心台正南有石碑，刻“中心之台”四字。中心阁在中心台之东，正位于大都城的中轴线上。《析津志》又载“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齐政楼即元大都城的鼓楼，其在中心阁西，亦即大都中轴线西，位于今北京旧鼓楼大街。明代，始将鼓楼和其北的钟楼向东移至今北京鼓楼、钟楼位置，亦即城市中轴线上。元大都鼓楼上置有壶漏、鼓角等计时、报时工具；钟楼上有阁楼，飞檐三重，内置大钟，声响洪亮，全城遍闻。钟、鼓楼是元朝统治者控制大都的工具之一。《马可·波罗游记》述云：“新都的中央，耸立着一座高楼，上面悬着一口大钟，每夜鸣钟报时。第三次钟响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除非遇有紧急事务，如孕妇分娩或有人生病，非出外请医生不可者可以例外。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外出的人必须提灯。”“夜间，有三四十人一队的巡逻兵，在街头不断巡逻，随时查看有没有人在宵禁时间——即第三次钟响后——离家外出。被查获者立即逮捕监禁。”
商业分区
元朝统治疆域十分广阔，作为京师的元大都城，因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所以人烟茂盛，商业经济十分繁荣。仅《析津志》所载，元大都城内外的商业行市即达30余种。其中，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穷汉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市（即珍宝市）、柴炭市、铁器市，皆在今北京积水潭北的钟、鼓楼一带，这是因为南方来的漕运船只皆停泊在积水潭上的缘故。《析津志》描述其地盛况云：“钟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今北京积水潭东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又云：“钟楼……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大都钟、鼓楼一带是元大都最繁华的商业区，因这里沿积水潭北岸是一条斜街（今北京鼓楼西大街），所以又称斜街市。顺承门内羊角市也是大都城内繁华之地，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穷汉市，买卖奴隶的人市也在此处，其址大约在今北京西城区甘石桥至西四一带。此外，和义门、顺承门、安贞门外各有果市，中书省前（今北京南河沿大街以东）有文籍市、纸札市，翰林院东（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东北）有靴市，丽正门外三桥、文明门丁字街、和义门外各有菜市，等等。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除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为当地产品外，很多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当时，海运大开，河运通畅，“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 下”，为大都城提供了丰富商品。当然，这些商品中，更多的是供达官显贵享用的氀毷貂豽等珍贵皮毛，珠瑁香犀等奇珍异宝，锦纨罗氎等高贵纺织品。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在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不但有中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而且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元大都城和境内外其他地区的这种经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作为封建社会都城的经济特点。
城市用水
水资源短缺一直是北京地区，特别是城市生活面临的一个难题，金中都时期如此，元大都时期也是如此。大都城市用水有四种：一是居民饮用水，主要依靠井水；二是宫苑用水，由西郊引山泉经水渠导入太液池，因水从西方来，故称金水；三是城濠用水，也由西郊引泉水供给；四是漕渠用水，此渠即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通惠河。由于地形落差较大，沿河设闸通船，所需水量很大。
四者之中以漕渠用水最难解决，金朝曾引京西的卢沟水（即今永定河）入注漕渠未成，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1230～1310年）改用京北和京西众多泉水汇集于高梁河，再经海子而注入漕渠，曾一度使江南的粮食与物资直达大都城中，因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嘉奖。但由于上游各支流被权势和寺观私决堤堰浇灌水田、园圃，使水源日见减少，漕运不畅，朝廷虽然严申禁令，也未见效。纵观金元两朝百余年的治漕史实，从京城至通州的漕渠用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
城市结构
布局
元大都平面呈东西短、南北长的矩形，城墙全长60里又240步，辟十一门，南、东、西三面各三门，北面二门，被附会为哪吒“三头六臂两足”。
营建大都时，先在全城的几何中心位置建“中心之阁”，然后以此为基准向四面拓勘城址。
中心之阁以南为皇城。皇城四周建红墙，又称“萧墙”，其正门称棂星门，左右有千步廊。萧墙的东墙外为漕运河道。皇城并非以大内宫城轴线为基准、东西对称，而是以太液池为中心，四周布置三座宫殿——大内、隆福宫和兴圣宫，这种布局反映了蒙古人“逐水而居”的特点。大内正门为崇天门，北面为厚载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崇天门前有金水河，河上有周桥（相传今北京故宫内之断虹桥）。大内正殿为大明殿，是元帝理政和居住的场所，面阔十一间，后有廊庑连接后殿。大明殿之后为延春阁，为皇后居所。此外还有玉德殿、内藏库、鹰房、羊圈等建筑。
皇城外，南面和东南为官署区，北面积水潭一带为闹市，东面为太庙，西面为太社稷，加之城垣每面各开三门（北垣例外），均符合《周礼·考工记》中“九经九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相关记载。
在中心之阁西面，为鼓楼、钟楼，是全城的报时机构。钟鼓楼之西为积水潭，是元代漕运终点，也是全城最繁华的商业区，有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市廛，还有望湖亭、万春园等园亭。
元大都的道路为土路，在建城时在城市主干道两侧设置了排水明沟，用条石砌筑。明朝之后，许多明沟被加盖覆盖，变为暗沟。
城防体系
元大都城防体系包括城墙、城门、护城河。城墙是夯土筑成，周长60里240步（28.6公里），高约10至12米，基宽20至24米，顶宽10至15米。筑城时采用宋代旧法，即在墙内先设永定木，然后再加横向的紝木，然后加土夯筑。由于大都夏季多雨，土城墙容易被雨水冲刷浸泡、导致倒塌，因此在建城之初曾议以砖石包覆，但因财力不足而作罢。后元廷专门抽调军队，负责收割芦苇、编织苇席，每年入夏以苇席覆盖城墙墙体，称为“苇城”，民间俗称“蓑衣披城”。但是元文宗时天下动乱，惧怕起义百姓放火焚烧苇席，因此终止“苇城”之举，改为每有墙体松垮塌方时临时征调民夫修补。 元大都城城墙走向取直线，东西向城墙7400米，南北城墙长6650米。南城墙西段顺承门与丽正门之间有一处城墙呈向外凸出的弧形。据《析津志》记载，修筑南城墙时，该段城墙走向正值庆寿寺西的海云、可庵二大师塔，“时相奏，世祖（忽必烈）有旨，命圈裹入城内”。
元大都共有十一门。各城门的命名都与《周易》卦象相关。南垣正中为丽正门，取《周易》“日月丽乎天”之意；东为文明门，取《周易》“文明以健”、“其德刚健而文明”之意；西为顺承门，取《周易》“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之意（坤为西南方位）。东垣正中为崇仁门，取东方属春、属仁之义；南为齐化门，合《说卦传》“齐乎巽，巽东南也”之义；北为光熙门，取《周易》“艮（东北），止也……其道光明”之意。西垣正中为和义门，取西方属秋、属义之理；南为平则门，北为肃清门。北垣东为安贞门，取《周易》“乾上坎下……安贞吉”之意；西为健德门，取《周易》“乾者健也，刚阳之德吉”之意。
元大都城门门道沿用宋金时代的旧作法，为大木过梁式方门。由于元初以武力平定天下，无外来威胁，因此未构筑瓮城（当时南宋许多城市已经在城门处设有瓮城、并用砖包砌城台，例如靖江城）。至元朝末年，农民起义蜂起，方于不宜施工的至正十九年冬季草草修筑十一门瓮城。城门外设木制吊桥，以跨越护城河。
他俩来到了居庸关。王博学填写了一首词：
《桂枝香》
夏日闲暇
畅游古长城
英雄气概
云台白玉砌就
石刻精美
居庸叠翠花海中
城隍庙
烽火高台
关帝庙里
香火燎绕
忠义两全
想旧时
秦始皇帝
修万里长城
匈奴莫入
千秋功绩
任由后人评说
华夏统一车同轨
半两钱
小纂同文
伟人赞颂
开疆拓土
壮大国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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