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鲁的童年，从来都是“整齐”的。
他的房间被父亲规划成了两米乘两米的功能分区：左边是书桌，右边是阅读角，正中央是一张可以调节高度的功能床铺，每晚九点准时自动收起，墙面自动熄灯。
他出生在霍普矿产——那个更像一台庞大矿业机器的组织体系中。
在那儿，每一块矿石的价值、开采路径、市场投放速度，都被精确计算；每个人的位置、岗位、前途，也都标注清晰。
他父亲是霍普矿产矿脉规划署的一位高级工程官，母亲则是烘矿质量评估团队中的核心计算员。每天早上他们会站在厨房里边吃早饭边交换图纸、排班计划、最新政策评估。语速快、逻辑严谨、词汇干净。
“明天中段矿脉要改线。”
“预计产能减少 7.2%，不过我改了判定算法，误差缩小了。”
“记得普鲁鲁的下周课程要换成结构测绘。”
“已经换了。”
这样的谈话，持续了整个他童年。
他最常听到的不是“你今天开心吗”，而是“今天效率有没有提高”。
不是“你累了要休息”，而是“去找一个不会累的办法。”。
普鲁鲁从来没有哭过。
不是因为坚强，是因为从来没有被教导要“表达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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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绩优秀、行为规范、说话清楚、逻辑严密，是父母口中最标准的子代养成示范。
但也因此，他总觉得自己不是被爱着的，而是被“完成”的。
于是某一天，母亲提出一个决定：
“我们把他送去中原矿产那边学习。”
父亲皱眉：“中原那边？”
“对。他已经会计算、会识图、会分辨矿石浓度。我们希望他再会一点别的。”
“你希望他不再标准？”
“我希望他开始……有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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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鲁被送到中原矿产那年九岁。
他是转学生，来得晚，没什么人认识他。
而第一天他走进班级的样子，背着整理得一丝不乱的平衡包，毛梳得整整齐齐，就连说话音量控制在最优分贝区间。这让全班看他时的眼神，多少有些“陌生”。
“那是霍普矿产来的孩子。”
“你看他带的水壶看上去好高级。”
“好像会很多计算。”
“感觉不好相处……”
他没有在意。他甚至觉得这样的距离是舒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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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某天，他遇见了温杰。
那是一次校外模拟矿脉观测课。
普鲁鲁带着全套测绘工具，站在岩石面前，专心绘制剖面图，旁边忽然传来一阵咚咚咚的敲击声。
“你在干嘛？”他抬头问。
“我在敲这里！”温杰笑嘻嘻地说，“我爸说过，长这样的石头有时候里面会藏一些烘矿！”
“这里不在教学区。”
“所以才好玩啊。”
“你不能敲不在课表上的区域。”
“我天哪你怎么跟个老头子似的。”
普鲁鲁当时想回一句“我和你明明一样大”，但他没说出口。
他只是看着那只白熊小孩，汗湿的毛贴在脸颊上，尾巴在身后甩得像风车一样，脸上有种热情的光。
那种表情，他在霍普矿产从来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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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慢慢开始理解中原矿产的生活方式。
这里的孩子喜欢玩、爱聊天、会互相送零食；这里的老师在下课时会说：“今天你有什么开心的事？”；这里的人，会在你发呆时递来一块点心，不问缘由。
一开始他不适应。
后来他学着回应：“谢谢。”
再后来他主动说：“你要不要也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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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突然就变得“有温度”。
但他开始意识到——那种人和人之间的粘连感，不只是“多余的变量”。
有时候，它是你在很难的时候，唯一不用计算的，能支撑你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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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使到了现在，他还是不擅表达。他不习惯“拥抱”，也很难说出“我想你”这种话。
但他开始记得谁的尾巴喜欢哪种摆法、谁习惯左脚先迈步、谁的声音在生气时会变小，而不是变大。
这些细节，他不说，但都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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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霍普矿产造不出来的形状。
那是属于普鲁鲁自己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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