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到站大树下，有下车的旅客吗？”女售票员用清脆的嗓音问。
“有！”有人回答道。
曾卫国瞄了一眼公交车要停靠的路边站名，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
所谓的站台，就是钢管上面焊一块漆成白色的铁板，上面用仿宋体写着站名：大树下
停靠站路旁通常是一些低矮的积了厚厚一层尘土的木结构老房子。蒙了一层灰的玻璃橱窗上摆着几个大号的玻璃瓶子，里面放着糖果、饼干、瓜子、花生之类的零食。瓶盖上也是灰。到处都是灰。玻璃橱窗里摆着香烟的空盒子上也是灰。
要不就是修理自行车的铺子。偶尔会有卖农产品的摊贩坐在路边卖自家种的土豆、芋艿和地瓜。
这个线路的公交车总是人满为患，不停的有人上上下下。
燃烧不完全的汽油味，乡下人身上的汗臭味，老人身上死皮发酵产生的的腐败味，醉酒人的酒味，抽烟人的烟味，加上公交车走、停、走、停引起的晃荡总让人头晕目眩，总有一种要把胃里的东西翻上来想吐的感觉。
到了永安水库，总算到头了。
曾卫国急忙下车，猛吸一口新鲜清新的空气，抑制住陈阵翻腾起来的胃酸，不停地咽下不知道哪来的口水，感觉再等一会就要吐了。
“没事吧？”曾志兴看了一眼脸上苍白的儿子关切地问，“多坐几趟就没事了。”
曾卫国跟着父亲后面沿着水库大坝向右走，走过一座桥。桥下是水库里泄出来的清澈碧绿的库水，打着漩涡急匆匆向下游冲去。
走到水库管理局大门拐向下游。走十分钟的样子就看到了那几幢灰砖灰瓦的房子。
和第一次来不同的是，门柱子之间按上了铁皮大门。门柱子上挂着“黄山石县血吸虫病防治院”。
“爸，爸，怎么变成防治院了？”曾卫国疑惑地问。
“规模大了，称谓当然也不一样了。”
“那么，是不是官升一级了？”
父亲没有回答。
晚上和烧饭的老于头住一个房间。老于头是人民医院退休的厨子。
第二天，曾志兴把曾卫国带到泥水师傅跟前，“小陈，这是我儿子，你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泥水师傅三十多岁，院里的修修补补都包给他了。
“是学徒还是做小工？”小陈师傅问。
“有什么区别吗？”
“学徒会跟着我做，学点技术。小工就和个泥，搬搬砖。”
“就是暂时的……你看着办。”
“嗯。我知道了。”
曾卫国第一天的工作就是和泥。
“一锹水泥三锹沙。”负责担水泥和搬砖的小工告诉曾卫国，“水看着办。是砌墙、抹灰用的。”
“我知道了。”曾卫国回道。
第二天，曾卫国负责担水泥和搬砖。
吃饭的时候，满满的一大号饭盒的饭，曾卫国都吃完了。
旁边一起吃饭的几个血防医院职工惊得张大了嘴：不会吧！
父亲尴尬地笑了笑，“十八岁，正在长身体……”
“你给他找个轻轻一点的活……”旁边的年轻护士说，“看把他累得！”
“是啊！老曾，”男医生劝道，“看个大门，管给仓库什么的都行。搬砖太累了。”
“年轻人多锻炼锻炼有好处。”父亲说，“我小时候……”
“时代不同了。要横向比，不能竖着比。”年纪大了一点的肖长晨说，“我看水泵房需要专门一个人来管。平时管管建筑材料、漂白粉、灭螺药的进、出库。泥水、木工师傅的考勤记录。等等等等。”
“我考虑一下。”
曾志兴未置可否。
晚上。
在曾志兴的房间里。
曾卫国请求说，“爸，您给我换一个工作吧。胳膊、腿……浑身上下哪那都痛，真受不了。”
“过两天就好了。人家一年到头都在干，怎么没叫痛。就你矫情！”
曾卫国叹了一口气，“您看着我累死好了。”
曾志兴缓了缓口气，“不是不给你换。我是领导，我这样干了，别也要求按个工作，我怎么拒绝？噢，你领导家里人可以按，我们老百姓就不可以？说不过去啊！”
“您管那么多干嘛？像你这样，走后门就没了。”
“别人管不着，做好自己就好。你忍耐一下，过几个月就可以招工了。暂时的吗！就当锻炼好了。”
曾卫国没再说什么。
说了也没用。
父亲是榆木疙瘩脑袋，四板的很。
曾志兴打开桌子上的破收音机，传来锣鼓喧天的庆祝声：有人被抓了……
那天的时间是1976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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